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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很早就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印度时报》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份的一篇社论中提出：
新德里必须派遣有适当装备的巡逻队进入目前为中国人所占领的地区，以维护其权利，因为长期拖延下去意味着对中国占领的默认，意味着屈服于北京发出的威胁：即如果印度巡逻队胆敢进入拉达克争议地区，中国将大举越过麦克马洪线。
周恩来离开新德里的时候，印度政府已得出同样的结论。他动身的那天，一名重要官员告诉我说，不要指望边界会恢复平静了，因为印度巡逻队就要开始搜索中国占领的地区。印度巡逻队不会进攻中国阵地（在高级会谈公报中，双方承担义务“尽一切努力……避免摩擦和冲突”），但将插入中国据点之间的空隙地带。
后来，这就被称为“前进政策”。这项政策不是按政府的正常程序制订出来，而是在印度政府一九六O年初所面临的处境下异乎寻常地诞生的。这项政策的制订者究竟是谁，后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些人在它带来灾难之前，吹嘘自己是它的创造者；在出笼之后，又加以抵赖。一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当时的参谋局长考尔将军还对我说，前进政策是他本人想出来，“绕过克里希纳·梅农，直接兜售给尼赫鲁”的；但在他后期的谈论中，又把制订这项政策的责任推给了尼赫鲁、梅农和他自己在军队中的上司们。梅农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比较诚实些，也比较前后一致；他承认这项政策产生于局势本身，并且坚持说，如能象“下棋”那样走下去，这项政策不一定会遭受失败。
前进政策的目标是，第一，堵住中国人进一步向前推进的可能路线；第二，使阿克赛钦有印度人在场，这样印度方面将不仅只是在理论上参加实施尼赫鲁所建议的共同后撤方案，而且通过外交交涉把中国人赶出这一地区的手段，也就得到实力的支持。除此之外，它从一开始就包含有破坏中国人对争议地区控制的意图，其办法是在中国各据点之间建立印度哨所和派出巡逻队，切断中国的供应线，最后迫使中国部队撤走。不过上述这些目标都是在前进政策制订后才出现的，而且更多是属于原则的推论；前进政策的确是产生于印度别无其他途径可循的这个结论。
新德里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政策的全部含义。前进政策是从这样的一个法理出发的：它假定占有本身就构成了十分之九的法律根据，因此印度只要向前走并且赖在阿克赛钦的尽可能多的地方，就会扭转它对中国的劣势，或至少取得同中国的平等地位。这个政策又是鲁莽的，因为中国人曾多次提出警告：印度如果坚持推行它在西段的主张，中国人就将跨越麦克马洪线进行报复，但印度完全置之不理。归根结蒂，这个政策是荒唐的，因为它的基本前提是：只要印度不对中国的阵地发动进攻，那末，无论印度派出多少哨所和巡逻队进入中国主张和占据的领土，中国也不会进行武力的干预。从一九五四年争端一开始，印度边界哨所在中段向前推进并同中国部队接触之后，印度就准备好对要在印度主张线内保持阵地的中国部队进行武力威胁； ＇ 注：例如，印度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的照会中通知北京说，在印度主张的领土上一旦发现中国武装人员即将被认为是侵略行为，并将予以抵抗。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印度警告中国说，印度边防部队将“对越境者使用武力”。北京评论说，由于两国对边界和地图的看法存在分歧，印度又把大片北京认为是中国领土的土地视为印度所有，那末，印度就会把那里的中国部队和居民称为“越境者”。这样做，新德里就赋予印度部队以“比较自由地使用武力”的权利。北京方面指出朗久和空喀山口事件的发生，正是这种“全权委任”的后果。 ＇ 但是尼赫鲁和他的同僚都绝对相信中国人不会采取同样作法。当我们回想到印度曾经在朗久和空喀山口事件中指控中国好战和侵略成性，那么，印度相信中国不会对侵入阿克赛钦的印度部队使用武力就更显得离奇——除非这表明，新德里心里明白：中国指控印度人在上述事件中首先进行攻击的说法是真实的。
前进政策带有过去印度人反对英国时所采取的不合作主义的味道。不过这一次的不合作主义的成员都是武装部队，在受到攻击时能够进行还击。印度人相信自己道义上无懈可击，它能够使中国人打消进攻的念头。这种信念使人回想起他们过去也曾相信英国人不肯对他们使用武力，否则就会自己遭殃的那类想法。这似乎反映了尼赫鲁的一种看法，就是认为印度的和平天性是举世无双的，并且深信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都同意这种看法。印度在全世界享有的声誉会给派往阿克赛钦的印度巡逻队披上一层道义的甲胄。
上述这些看法都不过是空想，尤其荒唐的是：前进政策的目标之一是企图改变阿克赛钦的军事力量对比，使得印度能够用武力赶走中国人。尼赫鲁常常说，“我的整个灵魂对任何地方出现战争都有反感。”但当他把这种圣徒式的情绪收起时，也能够对战争的前景采取相当实用主义的态度。一九六一年，那时前进政策已开始推行，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讲到：“在我国的领土上发生了某种侵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呢？首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很明显，我们的目标只能是设法使侵略者退出。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采用外交的方式，采用各种手段，最后，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的话，就采用战争的手段……我们要不断加强我们的阵地，以便在我们认为自己有足够力量的时候，而不是在处于劣势的时候，来应付局面。”但是，怎么能够设想，在印度坚持不懈地逐步加强自己的阵地以进攻对方的时候，中国人会坐视不顾呢？这是难以理解的。而尼赫鲁和他的同僚们却真的这么相信，这不仅从西段、而且也从东段的塔格拉（Thag La）山脊下发生的情况中可以得到证明，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这种信念才被无情地纠正过来。
在这一期间中，尼赫鲁关于战争问题的发言通常都是为反对党议员们的好战言论所鼓动起来的。除了共产党以外，各反对党在要求政府以武力赶走不愿从印度主张的地区撤走的中国部队问题上是一致的。在国大党方面也有不少人对这种观点给予强烈的——虽然一般是沉默的——同情。他们否认采取上述行动等于战争。马萨尼说“保卫自己的领土不等于进行战争”；“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从自己的领土上赶走土匪是战争行动。这只不过是在自己领土上进行的警察行动而已。”政府的批评者们一贯地采用“警察行动”这个字眼来描绘他们打算对中国人采取的行动。这个字眼在印度第一次是用来描绘一九四八年对海德拉巴邦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当时海德拉巴邦的大君（Nizam of Hyderabad）对邦的归属问题左右摇摆，印度的进军结束了这种状态。这个字眼后来在夺取果阿时又使用了。它意味着进行攻击或采取“警察行动”的一方不仅具有压倒一切的实力，而且具有道义上的权威，因此对于印度人的感情是双重的安慰——当然，在其他国家里提出要使用武力实现自己的目的时，也会出现同样情况。一九五九年底某独立人士议员在印度人民院中概括地说，“我们是个和平的国家，是联合国的成员，我们不相信战争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唯一的途径就是采取警察行动，把中国人从我们的领土上赶出去，建立边界的原状，消除侵略，创造谈判的基础。”这种玩弄名词的荒唐见解，即认为改换一个名词就可以改变一个行动的性质的说法，一直遭到尼赫鲁不耐烦地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党就改变作法，声称战争无论如何并不一定带来最后的灾难，也不一定纯属坏事。克里帕拉尼争辩说，小的局部战争是不能完全避免的，“由于全世界的智慧，这样的战争打响之后，往往都被局部化了，而且过了一阵子就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因此，我们无需拿那种认为抵抗中国侵略就会导致世界大战和全人类的毁灭的想法来吓唬自己。世界各国会设法不让这种情况发生的”。
反对党的议员们喜欢提到，战争的阴云还有它光明的一面，指出战争的经验将能团结和锤炼印度的人民。——克里帕拉尼说，“斗争能使一个国家里最好的东西涌现出来，它能带来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