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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长是市长的好友，在听了意大利领事的告急之后，他说，他也看了广告，认为这没什么，只是一次“和平的集会”。再说，他不打算“干涉市府的内政”。他说他今天给过市长一个留言，让市长给他回电。所以建议意大利领事在他这里等等。既然没有别的办法，领事虽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也只能抱最后的希望暂时等在那里。
此刻，将近两万个市民包围了县监狱。在监狱附近是黑人的住宅区。白人民众为了表示他们的行动是“代表了所有新奥尔良人的意愿”，就邀请黑人参加，结果也确实有不少黑人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在监狱里，典狱长那天一早就知道情况不妙，守在大门外的十来个警察突然消失，再也没有回来。典狱长先把带着长枪的卫兵安置在各处保护监狱。然后急着给市长打电话。他找不到人，却眼看着人声鼎沸，暴民逼近了。最后，他们对峙在监狱大门的两侧。暴民们要他打开监狱，交出意大利裔的囚犯，被典狱长断然拒绝。于是，暴民们开始用各种方式，试着砸开全钢的监狱大门，都没有成功。他们又想起，在另一条街上，监狱还有一个小门，远没有这么结实，便转而向那里涌去。典狱长见势，赶紧把大多数警卫设防在这个小门后面，可是他当然知道，寡不敌众，最终是守不住的。他的最后一丝希望还是向上司求救。他急着给市长和警长打电话，可还是找不到人。
陪审团已经作出了判决
典狱长终于绝望了。他下令把所有的囚犯关在囚室内，却把那十九名意大利裔的囚犯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他坚持不了多久了。他决定现在放了他们，让他们躲藏逃生。可是这个监狱虽大，却没有多少能够隐藏的地方，他建议他们躲藏到女囚部去，那里相对好些。他们要求典狱长给他们发枪。他没有同意。他说，他只能给他们很短的时间，让他们自己躲藏起来，然后他就把监狱内部所有的门都锁上，使得暴民们进来之后不那么畅通无阻。
这十九名意大利裔的“自由人”疯了似的四散奔跑开来。
等在州长住处的意大利领事，终于熬到了电话铃响。接电话的是和他同来的州司法部长。他接完电话，转告领事和州长：暴民已经进入县监狱。
陪审团已经作出了判决（5）
科特领事冲出屋子，前往县监狱，想自己前往阻挡。他一点没有概念，究竟有多少暴民在那里，究竟是什么样的场面。
监狱的那扇小门已经被砸得稀烂。市长副手帕克森等三个领头人，带了六十个行刑队员进入监狱，其余的把在门口。典狱长的卫兵们不仅没有抵抗，还向暴民交出了手中长枪，甚至还有人指点了逃亡者的去向。第三层的女囚部，有六个逃亡者在那里，听到楼梯的脚步声，他们跑过走廊，从另一个楼梯下楼，可是通向院子的门是锁着的，而杀手们已经在女囚的指点下追来。这六个意大利裔的逃亡者站在那里，生生地看着他们逼近。相距不过二十几英尺的时候，上百发枪弹齐发，打碎了他们。
另外三个逃亡者包括马切卡，在男囚部的走廊被另外一些暴民抓住，马切卡试图反抗，立即被近距离打死，形状惨烈。另两人都被枪弹击中，还有两个单独躲
藏的，也被搜索出来拖到走廊，遭到枪击。每次传出枪声，都引发外面民众的欢呼声。这时，几个领头的决定，来一个公众的庆典。
他们命令抬出还有呼吸的受难者，一名被拖到一个街区之外吊上电灯杆，在他还在挣扎的时候，又一阵乱枪射来。接着，另一名还有呼吸的受难者被如法炮制，吊到了一棵树上。
意大利领事科特赶到了。他眼前满是狂欢的人群。他看到在人群中，有大约两千多名是妇女儿童。
几小时的血腥屠杀和庆典，如一阵风暴扫过。暴民们满足了，大多散去。在监狱中，典狱长戴维斯从各个隐蔽的角落找出八名幸存者，那名十四岁的男孩马切斯也在其中，而同被宣判了“罪名不成立”的男孩的父亲，已经和其他十名遇难者一起，死于暴乱者的枪口之下，再也不能回家了。
根据《大百科全书》对“私刑”（lynching）的定义，私刑是暴动的民众暴力行刑的一种形式……杀死有真正罪行、或是假设有罪行的个人。按照这样的定义，1891年3
月14日发生在新奥尔良的事件，总共有十一名意大利裔市民，被暴民用私刑处死。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处死人数最多的一次私刑。
“新奥尔良私刑”事件，折射出1891年美国各个层面的问题和状况。不仅反映了1891年的新奥尔良、路易斯安那州和南方的状况，也反映了当时相当一部分的美国民众、美国媒体的状况和认识水平。在遭遇社会治安被来自意大利移民的黑手党挑战的时候，在安全普遍感受威胁的时候，民众会自然倾向于不顾一切，只求安全只求“有效打击”。尤其是民众认定的犯罪分子集中在一个陌生的群体中，和主流民众之间不仅文化隔阂，甚至语
陪审团已经作出了判决
言不通。这个“族群”会自然被人贴上“标签”，他们的个人权利会非常容易遭到侵犯。
事件发生之后，在全美国，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将近一半的报纸，对“新奥尔良私刑”是持肯定态度的。理由是，“新奥尔良人的生命和财产更安全了”。新奥尔良人“被激怒”了，不得不起来打破他们生活其下的犯罪集团的“恐怖统治”。其原因就是，当时的民众，包括在北方大城市中，都遇到陌生的意大利黑手党犯罪的威胁。有组织的犯罪势力强大，警察系统难以奏效，寻求正常的司法程序往往失败。我们从电影《教父》中看到的情况，一点没有夸张的成分。直到今天，意大利西西里岛本身，还在为黑手党犯罪而头痛万分。
这是让我们陌生的一百年前的美国。因为在今天，美国的民众和媒体已经普遍有了比较根深蒂固的法治文化。不论是什么原因，私刑已经是一个绝对负面丑陋的词。也根本不能想象主流媒体会支持私刑。这种变化来自于美国人在历史上的两个艰巨的努力。一是尽最大的努力，使得司法系统独立、公正和有效；二是对民众的“公民”和“法治”教育。这些历史上的教训，就是他们的孩子们受教育的教材。无疑，制度的建设是最重要的，而当我读这样的南方故事，再看看我的南方邻居和朋友们在今天的法治观念。我就知道，后一部分内容，在美国的进步中，也是绝不可缺少的。
不仅如此，这一事件也折射出，美国在建国时作为一个保留州主权的联邦，制宪时无法在宪法中解决的死角。
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总统哈里森表示这样的罪行“骇人听闻”。可是，面对意大利政府的抗议和“对家属赔偿”
和“惩治凶手”的合理要求，联邦行政分支却无能为力。
根据美国宪法第十条修正案，主要的管理权利都留在州一级，其中包括司法的刑事审理和处罚权。因此联邦政府无权迫使州或者市一级起诉凶手，而联邦法庭又没有这个权力。
为了应对意大利政府，甚至连哈里森总统，都曾经指示联邦司法部长派人私下前往新奥尔良，调查私刑死难者们在汉尼希谋杀案中“确实有罪”的可能性。虽然他本人就是律师，当然知道不论他们是否“有罪”，私刑都是违法的，对被害者都是不公正的。虽然市政府试图提供所谓“证据”，联邦的调查报告仍然显示：这些受难者们，不仅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们涉案，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们是黑手党或者任何类似帮派的成员。
我们到达新奥尔良的那天，当地寒风刺骨，意外地飘着小雪。第二天一早，满街是南方灿灿的阳光，洒在游人们的身上。我们在老街小巷里转悠，捧着一本城市老照片集，寻寻觅觅，试着找到当年这一事件的遗迹。一百年过去了，原来是贫民居住的意大利区，现在新楼林立。当年暴民们集合的那个街口还在，那条街却已经变成了汽车大道，街心的绿化带和克雷雕像都不复存在了。就连庞大的县监狱，也已经拆掉，片瓦不存。可是，我们知道，那些意大利裔的受难者，他们并没有离去。
“新奥尔良私刑事件”给后世留下的教训，至今令人警醒。陪审团制度是美国司法中最重要的制度。法律要求陪审团根据涉案双方在法庭上按照严格程序呈递的证据，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