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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写的小说，现在回过头来看也满可笑的。觉得怎么写出这样的小说来，怎么这么幼稚啊，到了大学三年级、四年级还那么傻。有时自己也会对自己有一种反思。当时也很会原谅自己，觉得我们很年轻。其实当时我也不年轻了。我当过工人，在大学里面也都二十六七岁了，比现在大学生老多了。可是思想确实很幼稚。我们那时的成长是和时代同步的。时代有多幼稚，我们就有多幼稚。所以呢现在回过头不能看。现在有时候给小说编目录，中间有几篇我永远也不会提它，因为拿出来给人看是很丢脸的。
在我写了小说之后，常常有人问我的写作动机。我跟他们说经济是一根鞭子。我为什么很努力地写小说，就是因为没有钱用。我那时很穷嘛。大学毕业出来，工资才四十多块钱，工作了一年之后加到五十多块钱。我父亲早去世了，我还要养我母亲，你说我怎么生活？可是我在写了《大篷车上》后，我的稿费是八十多块钱，我觉得从来没有这么富有过。马上就写第二篇小说。所以在1983年我们湖北举行湖北青年作家作品的讨论，在谈自己创作的动机和出发点，当时我说我真的是要改善自己的生活。我当时发表这样的言论时，可能有的老同志和评论家都很不屑于我的想法，老同志就觉得这样的年轻人是跨掉的一代。
最初的写作虽然相当程度上是为了稿酬来写，但那个时候确实是满怀激情的。我可以日夜去做这件事情。那时候家里住房也不是很大。我们家有一个壁橱，不足两平米大。我在壁橱里自己做一个台灯，关在里面写作，免得受干扰。我可以写得很晚很晚。那时年轻也不怕累。可以一写就是几个小时，虽然有很多东西就成了废品了，有很多东西写完觉得不好也就扔掉了，可是那个时候真是满怀热情，满怀激情来做这件事情。当然我刚才说稿酬这个事情也有点说笑，可是在除了这个东西以外，确实我们对文学抱着非常非常神圣的态度，觉得文学是能够塑造人的心灵，它是能够拯救人类的这样一种东西。与现在这种“职业杀手”状态比，我非常怀念我最初创作的那种激情。
但是在当时也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年轻，因为刚刚踏上文坛，和很多很多的年轻作家一样，很在意编辑是怎么看。会琢磨一下，他们喜欢什么样类型的作品。那时刚刚开始写作，觉得他们对我太重要了。他们要你写什么东西，你就得听。还要注意文坛上流行什么东西，很关注又有哪个玩出新花招了，得赶紧去学学。其实我在1986以前，也学着人家玩了一些花招。总想这个也去试试，那个形式也去试一下。玩了几样花招后，反觉得什么都不灵，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这些作品自己觉得其实都看不得。
文学这个东西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内心流淌的东西和你外在的形式是不是相符合，包括你个人的气质，你的经历、阅历及你所受的教育等等，你的性格是不是和你选择的东西是相符合的，相和谐的。当时并不是很明白这些，处在一种很混沌很朦胧的状态。很多很有才华的作家，第一次出来就非常成熟，像阿城的《棋王》，一出来就很有分量，一出来就让人很震惊，有一种很老到的感觉。但我不是这样。我前几年一直磕磕碰碰，不知道写什么，而且老在琢磨我要写什么样的题材，这种题材编辑会不会喜欢，别人会不会认同你，同行会不会看不起你。这些念头实际上是很折磨人的。那时侯我也很贪玩。笔会很多，编辑部经常举办笔会。我是招之即来。而且有个口号，说是要玩得全国山河一片红。当时自己年轻，贪玩而又没有钱旅游。编辑部愿意出钱，还到处有吃有喝。所以我有很多小说都是在那个时候写出来的。那个时候笔会，跟现在笔会不一样。现在笔会都很简单，比较实际，知道你们这些作家的目的就是想来玩一下，所以呢他们也不开会，说上笔会就是想让你旅游一番，你回去交个稿也就行了。可是那个时候编辑也比较老实，笔会一开就是一个月的时间。把我们弄到鼓浪屿也好，甘肃也好，不管什么地方，先住下来写半个月的小说再说。以后你把稿交来，那么后面半个月我们就带着你出去玩。一开笔会就是一个月，反正那时候房租、水电也便宜。可能一块钱、三块钱就能住一个房间，八块钱就可以住的很好了。像这样的一种为了旅游去写小说，好像动机都不是很纯的。到现在还有一些老朋友经常骂我，说我太贪玩，对文学不太认真。
到了1986年，我觉得自己有了变化。想起来也是，搞文学是需要经历的。阅历经常是最好的老师。1986年，我遇到一件事。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同学，她也是写小说的。她总是经常在我面前说我很多好话。我们也一起去参加过笔会。那时候她将要大学毕业，我为她打包捆行李，劳劳碌碌跟她忙了一大场。可是她却写了一篇小说，里面有一个很龌龊的人物，那就是以我的经历为背景的。我一下子觉得很受伤害。我那时已经快三十了，但头脑很简单。就是因为在宿舍环境长大，没有什么遭遇，所以呢，还一直觉得人间很美好，朋友很真情。可是这件事情好像把这一切都撕破似的。我当时是很震动。之后我好像觉得再没有经历过这种震动了。可是现在回过头来想，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当时却是很大很大的一件事情。回到家里一晚上都发呆，然后跟我们湖北的其他作家谈这个事情。那些作家年纪都比较大一点，有阅历。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可以蔑视她！”我说：“我怎么蔑视她？她骂了我，我怎么蔑视她？”他们又说：“你可以让时间来检验。”我说：“我怎么让时间来检验？”因为她骂了我是在文章里写着，很明显谁都能够看出来她是在骂我。这样的小事情谁都不屑一顾。总而言之，他们都没有一个是和非的观点。这些人，也对我是一个刺激。我当时觉得1986年的日子是很难过的，我觉得很不舒服。
大概就是春天的时候，好长时间我都被这个事情纠缠着。那么你坐下来就会想很多事情。想了这些事情以后，心想，你会写小说骂我，我还不是会写小说骂你，我又不是不会写小说。这样子，我在1986年就写了一个小说叫《白梦》。当然我不像她写的那么蠢，毕竟还是文学。我觉得对文学来说不能是我要攻击某人，我还是写小说。所以我还是把它放在我们这一代的城市青年，一方面是对社会的不满，自己的内心和现实的差距，一种紧张感，所以用的反讽的东西比较多。讽刺的色彩比较强烈。写出来之后呢，我的同学说在1986年《白梦》之后我的小说风格为之一变。1986年后，我就再没写过1986年以前的这种很浪漫的、很理想的、很幼稚的年轻人喜欢的东西，这就是阅历对我的教育。这种事情让我沉下心来，仔细想想，想想这个社会，想想人，想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想想自己身边种种的事情。然后静静地思考。所以1986年对我的创作，影响很大。
1986年这篇小说以后，我的小说也可以说是由单纯变得复杂了。
1987年我写了四部小说。其中包括《风景》。还写了一篇《白雾》，实际上就是《白梦》的续集。写了一篇爱情小说叫《船的沉没》，还有一篇小说是农村的题材叫《闲聊宦子塌》。我觉得1987年对我来说是收获非常大的一年。但是同时又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四篇小说发表，好像是文坛上有很多人就关注到我这个人。看到我这个小说，也有人来跟我说你这样写很蠢的，你怎么总做些蠢事情。比方说有些人写同一个题材，连续写好几篇，集束出击，大家一下就注意到。可是你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闲聊宦子塌》是个农村题材，《风景》又写一个城市底层人生活的，你《船的沉没》是个爱情小说，《白梦》又写个都市青年灰色人生的东西，你都没法让人家适应你写的东西，评论起来也不好评。你应该像很多作家在同一题材比方知青题材写一堆，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你也写一系列，人家会关注你。你这样东一下、西一下，谁来关注你。有人当时就给我提出这样的意见。我当时也没想到，我好像也不属于那种，什么东西都计划好了，我就要这样写第一部，第二部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