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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改组本党的精神意义根本取消。一切革命同志，应该起来拥护此整个的政策。”汪出席国民党中执会第七次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着即开除蒋介石党籍，并免去本兼各职，交全体将士，各级党部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依法惩治。4月16日，汪精卫还致电各省各级党部及各级地方政府，申斥蒋等竟敢使西山会议继续开演于南京，竟于上海屠杀工人，如此丧心病狂，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具在，难逃大戮。指出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蒋实赞其谋，今日何忍对于总理留遗之党及其政策加以毁坏”。他谴责蒋杀害共产党人，甚至操着悲天悯人的腔调说：“每日得着各地屠杀的消息，真使我们流泪。”汪精卫忙于谴责蒋介石，蒋介石则忙于成立政府。蒋介石在筹划建立南京政府的过程中，原打算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四中全会的名义宣布建都。但因不足法定人数而只好作罢。胡汉民提议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召开会议，宣布在南京建都，这一提议得到大家赞同。在蒋介石和胡汉民的督导下，1927年4月17日，由吴稚晖主持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73次会议，做出“国民政府于18日在南京开始办公”的决议。同时发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奠都南京的宣言。
4月18日，蒋介石控制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就在旧江苏省议会举行典礼，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将南京国民政府的大印授予胡汉民。南京国民政府由胡汉民、张静江、伍朝枢、古应芬任常委，胡汉民主持政府工作，实际充当国民政府主席的角色。政府下设办公机构，钮永建任秘书长，随后设外交部伍朝枢任部长，财政部古应芬任部长。后来，又相继设立司法部王宠惠任部长，交通部王伯群代部长，大学院蔡元培任院长，民政部薛笃弼任部长。蒋介石又宣布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成立，让胡汉民担任主席。蒋介石自己则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主宰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切大权。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典礼上，胡汉民发表演说时，表示要“一致拥护蒋总司令，以巩固革命阵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的宣言，更是明确宣布“以军事全权托付”蒋介石。蒋介石则发表对国民革命军将士的训示，要他们“一致效死，拥护我们南京建都的真正国民政府，并且要消灭共产党所操纵的伪国民政府”。
武汉方面同时以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的名义，下令撤去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职务，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唐生智副之，并拟组织东征军顺流东下，讨伐叛逆。汉方军人唐生智、张发奎、程潜、朱培德等，也都摩拳擦掌，恨不得一举荡平东南，方泄其愤。“四一二”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的内外危机迅速增长，帝国主义军舰的威胁，蒋介石对武汉的封锁，资产阶级工商业主闭厂怠工，地方流氓分子造谣煽惑，武汉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国库空虚，财政枯竭，政府内部反共气氛日趋浓厚，军队内夏斗寅、许克祥、朱培德等接连发动反共政变。随着形势一天天恶化，反共势力日复一日地增长，这一切使汪精卫感到在武汉坚持，凶多吉少。
6月1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约见汪精卫，出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紧急指示。汪精卫看到《五月指示》后大吃一惊，密令中写到：一、无视国民党的禁令，实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二、在湖南湖北组织一只由2万共产党员和5万工农组成的工农革命军。三、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四、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汪精卫看完《五月指示》后冷汗直冒，由拥共一百八十度转为反共，成为一个坚决的反共分子。他把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看成是共产党颠覆国民党的证据，以此作为他反共的“理由”。6日，汪精卫偕谭延、徐谦、孙科、顾孟余、邓演达等离武汉赴郑州。
10日，汪精卫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决议：（一）组织政治委员会开封分会，以冯玉祥为主席，指导陕、甘、豫等省党务。（二）成立河南、陕西、甘肃三省省政府，分别以冯玉祥、于右任、刘郁芬为主席。（三）第二集团军扩编成七个方面军，第四方面军撤回武汉。6月中旬，汪精卫开始召集中央党部中非共产党的负责人，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方法，并召集国民党军事将领，布置防范共产党，听候中央决议。7月11日，汪精卫出席中政会会议，提议禁止请愿讨蒋运动。13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执会政治委员会第37次会议，提议要注意工人的行动，对土豪劣绅的审判为政府职权，农民协会勿庸过问。他还发表《主义与政策》一文，谓“所谓容共，是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共同致力国民革命；如果对于共产党员，见着就捉，捉着就杀，固然是与总理容共政策大相剌谬。如果要将共产党的理论与方法适用于国民党里，甚至要将国民党共产化，那么，只能说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不能说是容共，必为总理所不容”。
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7月13日公开发表《宣言》说：“目前，革命已处于危急存亡之时刻，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最近已公开准备政变……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看到中共发表的宣言后，7月14日晚，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了“分共”。15日他主持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拿出《五月指示》说：“我们从这份指示中可以看出五层意思，都是很厉害的。同志们，目前本党已经到了严重的关口，必须在这个会上做出生与死的抉择。”到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孙科、唐生智等，纷纷发言支持“分共”，只有宋庆龄的代表陈友仁反对。汪精卫对宋庆龄等说：“孙先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根据其三民主义之原则来发展他的观点，改变他的策略。当初他联合袁世凯，后来经过事实的教训就发动了讨袁，当初他依赖陈炯明，后来他又义无反顾地发动征讨陈逆。如果孙先生看到今天武汉的形势，看到共党正虎视眈眈地欲篡我党之权、我党之军，他会怎样？他一定会改变他的三大政策的。”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在即日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
但汪精卫说：“我们不像蒋介石那样搞武力清党，而是采用和平的‘分共'，这是最稳妥的步骤。”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武汉国民政府放弃了和平“分共”的政策，开始搞武力“分共”。1927年8月8日，汪精卫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武力分共”决议案。在武汉也开始了大肆逮捕处死共产党人，开始了血腥的大屠杀。其凶残程度较之蒋介石毫无逊色。汪精卫怎样来解说自己的变化呢？他颠倒是非地说，这是由于共产党放弃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同时，他也不得不向国民党的反共先驱们表示引咎、认错。他把自己说成“是误解了总理的容共政策”，并宣称：“我们惟一纠正错误的方法，是先补过，后引咎。”所谓“补过”，就是疯狂残杀共产党人和忠实于三大政策的中山信徒；而“引咎”，则是旨在求得南京政府的谅解。汪精卫以凶残的反共行动最终背叛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这是汪精卫、陈璧君夫妇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他们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
才华性格疯人古人称许一个人物，必讲文章盖世。若以此为标准，汪精卫可算得上半个人物。在文学上，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在同盟会时期，无论他的文章，还是他的诗，笔锋犀利，热情洋溢，说古论今，旁征博引，具有强烈的煽动性。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这革命的囚徒之诗，使人们在敬仰之余，而生成仁取义之意。他的文章，说得头头是道、处处动情，有人评价他的文章和梁启超著作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还能做有声有色的通电，能起草有气势的宣言，有时，还在一些报纸的副刊上写诗话，能为小报写些离奇怪诞的小品。他的讲演，闻者动容，为人所共知。在这些方面，汪精卫可算是多才多艺。后来，因刺摄政王而声名远扬，出狱后又出洋留学，周游各国，和陈璧君过着极悠闲的生活。
就其工作，一跃成国民政府主席。这样，他的才华又被断送了。他以后写的那些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的诗，让人读之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