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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做清高姿态，再三辞谢，说难当此任。其夫人陈璧君也对人说，她不赞成自己丈夫负那种大任。对此事，邹鲁曾就汪的言行做过淋漓尽致的描述，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政治会议的秘书是伍朝枢先生，因为事情重大，他特别郑重，对于发出的选举票，收回的选举票，每次都高声报告。在选举票朗读完毕后，他立起来说：发出选举票十一张，收回选举票十一张，选举汪精卫的十一票。他迟疑了一下，显得觉得有些奇怪，便故意又高声报告了一次：发出选举票十一张，收回选举票十一张，选举汪精卫的十一票。这样揭穿了汪精卫自己选举自己的伎俩，而汪也满面通红。”7月2日，汪精卫在10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汪精卫的发言得到了在场军民的热烈欢迎，到处响起“拥护汪主席”的口号。汪精卫的国民政府遵守孙中山“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任命了一批共产党员担任政府的要职。
对于这种局面，国民党右派集团是极为不满的，决定对左派予以打击，妄图借暗杀手段，杀一儆百，造成恐怖气氛，把革命势力压下去。他们选中的第一个暗杀对象就是著名左派廖仲恺。为此，在胡汉民家中曾召开过11次会议，进行密谋策划，出席的有胡汉民、胡毅生、邹鲁、林直勉、吴铁城、孙科等，有人主张杀廖，有人只主张倒廖，会议无结果。
后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梁鸿楷、魏邦平等人又在“文华堂”和魏邦平家中，多次密谋，组织了这次暗杀行动。香港英国政府答应资助二百万元，事成之后，梁鸿楷可以出任总司令，魏邦平可以担任广东省长。
被国民党右派集团暗杀的廖仲恺。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被暗杀，同时遇难的还有中央监察委员陈秋霖。当天，即成立了由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有全权领导和处置一切。8月24日，汪精卫在蒋介石寓开特别委员会会议，决定翌日逮捕廖案嫌疑犯，他还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悼廖仲恺同志勖诸同志》和《悼陈秋霖同志》两文。
从凶手陈顺身上发现了破案线索，对于这次事件，胡汉民是知情的。第二天，胡就去向汪精卫打听消息，汪对他的提问竟不予回答。第三天，又去探听，汪仍不作答。24日晚，胡汉民到陈璧君处打听，二人一直谈到三更，陈对他进行了抚慰，并留他住下，胡坚持冒雨回家。25日，汪精卫下令逮捕廖案嫌疑犯林直勉、张国桢、梁士锋、胡毅生、林树巍、梁鸿楷、招桂章、早年与汪精卫情同手足的胡汉民。
杨锦龙等。蒋介石派兵搜查了胡汉民的住所，当时胡住在德宜西路他大哥胡青瑞家中。这时胡毅生、朱卓文已逃之夭夭，只抓到一个林直勉，胡汉民也在搜查时，躲入附近一亲戚家中，只将胡青瑞带走。当天下午，经陈璧君等人去说情，才被释放。陈公博在《苦笑录》一书中回忆说：“胡先生因为兄弟被捕，那天仓皇避到他亲戚的家中，汪先生怕胡先生不安全，请他的夫人陈璧君陪他到黄埔军官学校暂住。汪先生后来告诉我，许汝为还想藉这机会杀胡先生，汪先生对于这个提议不赞成，说胡先生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任，因此通不过。不过因此胡先生的威信大损，难于安居广州，及后算是由中政会（即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派他到莫斯科考查政治，暂离中国，而胡先生则认为这是一种放逐，引为终身之恨。”胡汉民在危急情况下，又来到汪精卫家，汪不在家，他就请陈璧君打电话给蒋介石，询问究竟。蒋介石派侍卫长王世和带来一信，要陈璧君转交胡汉民。谓：“此事与先生无涉，仅毅生有嫌疑，故派人搜捕，”并将胡汉民带到了黄埔军校，以保护其安全为借口加以软禁。陈璧君也陪同来到黄埔，在此住了两天，以安慰胡汉民。当时陈璧君怀有身孕，大着肚子，往来奔走，胡汉民过意不去，第三天劝她回了家，并托她给汪精卫带去一信。
一星期后，蒋介石通知胡汉民，说根据鲍罗廷的建议，希望他去俄国休息休息，胡汉民心想，出去走走总比幽禁在黄埔好。同时，也可乘此机会对苏俄进行一番考察，就答应了这一要求。9月22日，胡汉民偕朱和中、李文范、杜松及女儿木兰等五人，乘俄国轮船去了苏联。
陈璧君在身怀有孕的情况下为胡汉民忙碌，这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不寻常的关系。本来胡汉民和汪精卫为莫逆之交，情似兄弟，二人既是同乡，又一起赴日留学，同时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左右手。正如吴稚晖所言：“先生（孙中山）无胡（汉民）、汪（精卫）不盛。”特别是汪精卫在北京锒铛入狱，胡汉民为营救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此情此恩陈璧君没有忘记。在查审“廖案”中，汪精卫、蒋介石都成了获益者，汪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派胡汉民出国，除去了一个政治上的竞争者；蒋介石迫使许崇智出走上海，少了一个同他争夺军权的障碍。从而形成了汪主政、蒋主军的局面。这也为汪、蒋日后离合、争斗埋下了伏笔。10月2日，汪精卫就任黄埔军校党代表，5日他出席中央常务会议，辞去中央宣传部长职务，并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1925年10月，汪精卫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东征陈炯明的命令，汪精卫亲自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汪精卫那时还没有想到这个默默无闻的蒋介石，居然会在一年后成为掌握国民党的实权人物。
同年11月，反共势力日益嚣张，国民党老右派谢持、邹鲁等，策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中的一部分
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了一个反共会议，自称“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托庇于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权之下，并做出了一系列反革命决议案，其中心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对汪精卫处分是开除党籍六个月等。西山会议后，这些国民党右派即在上海另立中央，同广州国民党中央相对抗。对于西山会议派的猖狂进攻，汪精卫在广州《民国日报》撰文《我们汪精卫与蒋介石在广州时期的合作因中山舰事件而告终。
应该怎样的努力》给予抨击。他说：“我们同志要反帝国主义的，便向左去；要生存于不平等条约之下，使中国永为次殖民地，以助成帝国主义之永保势力于世界的，便向右去，不必再用什么共产与反共的口号。因为，如果要做帝国主义走狗，不是将反共产三字便可作为护符。”随后又以孙中山忠实信徒的口吻大声疾呼：“只要是实实在在做唤起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作，共产派也好，非共产派也好，便不愧为总理的信徒，也不愧为马克思的后觉。我们如果同在国民革命的战线上，而妄生共产与非共产的分别，以分散国民革命的势力者，绝非总理的信徒。”汪这些娓娓动听的言词，赢得了一些人的支持。
1926年1月1日，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汪精卫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陈璧君仍是代表之一。1月17日，宋庆龄专程来广州出席“二大”，汪精卫派陈璧君亲去码头迎接。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西山会议派抨击了一通的汪精卫，又退让了。会议只开除了邹鲁、谢持的党籍，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对国民党右派给予了一定的打击。会议选举汪精卫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团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主席兼常务委员，为党政军最高负责人。陈璧君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蒋介石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月20日，大会闭幕。当天，蒋介石就邀请汪氏夫妇，在张静江陪同下，游览了黄埔东南之海神庙。22日，陈璧君陪同宋庆龄参观了中山舰。24日，又陪同宋庆龄、陈洁如等，观看了蒋介石检阅第二师。
汪精卫品格过于清廉，他不搞“封官许愿”，对自己的部下要求很严，由于跟汪精卫干捞不到什么好处，所以愿意追随他的人就很少。汪精卫也不会用“结拜兄弟”等方法来拉拢有权势的人，蒋介石曾两次给汪精卫送去兰谱，希望和汪精卫结为“拜把兄弟”，但都被汪精卫婉言谢绝。国民党“二大”之后，围绕着革命领导权和革命同盟军问题的斗争日趋激烈。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