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狙击步枪上好枪座。他认真地将电光望远镜瞄准器校准到现在的位置上，拧紧消音器。他朝枪里推入了一只能装五发七点六二毫米钢壳子弹的弹仓。他从后座上取了块截面为两英寸乘四英寸的木板，放在仪表板和客座顶端之问。他从储物箱里拿了卷管状胶带，把板固定好。他跪在驾驶座上，举起步枪，将前端靠在板上。他环视了一下车库。里面满是车子，但是没有人。他伸手抓住门上的控制板，慢慢地降下客座旁边的窗子。透过望远镜瞄准器看门房似乎只有几步之遥，赖利将红色的激光点朝里边的门卫瞄准了一会儿。然后他又摇起玻璃窗，靠在座位上。他曾想把特津杀死在公寓里，可射程太长了。而从这儿打他无异于射一只火鸡。电话响了。“喂。”他答道。
“他们刚离开大楼。交通正常。估计十一分钟到达。”
“知道了。”
44
罗伯特·戴维斯不是个很快乐的人。自从有意识开始，永远的不满足就成了他的命。他大脑里分泌的化学物质极不协调，使他的情绪极不稳定，而他的身体即使在他过了青春期后还是显得笨拙难看，使得别人和他十分疏远。朋友一直很少，而女人们即使受他吸引，他也会发现她们令人困惑，令人根本无法忍受。他妻子跟他生活了八年后离开了。他在毕士大塔楼的公寓从来就不像个家，所以他自然而然地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办公室里。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对视野内的大多数人都越来越看不顺眼。
戴维斯不是个偏执狂，但是他想当然地认为大多数人至少会在某些时候撒谎。其他人大多数时候都会撒谎。所以他后来渐渐认识到自己选择了这个行业是相当明智的，因为他的个性使他在这儿获益匪浅。从最初进入特工处时起，大概就在福特总统两次险遭暗杀的那段时期，他就知道自己找对了工作。在这个组织里，尽是些杞人忧天的人、牢骚满腹的人、吹毛求疵的人以及整天忙着取消游行的人。甚至好天气都不受欢迎，因为有人说太阳一出来，疯子就闲不住。作为负责总统安全的头儿，戴维斯在特工处得到了他所希望的官职。他不想坐安全工作的头把交椅，尽管大多数同事猜测那是他的目标。特工处的其他工作——查缉伪钞制造犯等等——他不感兴趣，而且行政权力再大一点对他来说就是负担。对于罗伯特·戴维斯本人而言，掌管着几百特工和总统性命已经很知足了。而在他将近五十二岁时，这种认识本身却成了引起别人不满的原因。
当两名高级助手走进他那间宽敞的办公室，参加下午四点的职员会议时，戴维斯从桌子前站起身。从进入戴维斯外间办公室的那刻起，他们间的愉快的交谈就消失了，脸上的笑容也不见了。等他们在靠窗的小会议桌前坐下，他们看起来已经和他们的上司一样严肃了。据称模仿大人物你就会成为大人物。华盛顿有好多人都以此为生活准则。
“有什么情况？”戴维斯丝毫没有耽搁，问道。在他的办公室里很少说些轻松的打趣话。闲谈是不受赞同的。
温斯顿·卡洛尔，戴维斯的副手，开始简明扼要地介绍为晚上的活动采取的安全预防措施。对于屋里所有的人来说，这东西真是再熟悉不过了。实际上，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说属于特工处在规定的一年中处理的不太复杂的一个事件。它将在哥伦比亚特区举行，那意味着戴维斯不必跟无能的地方官员和不熟悉的、通常是致命的地点打交道。白宫的先遣人员，戴维斯很久以前就知道，似乎擅长于将总统安置在最最暴露的位置。在比较宽宏大量的时刻，戴维斯也理解把总统安排在人民面前是政党工作人员的职责；在其他时候，他很怀疑他们是不是急切地想看到自己的上司被杀死。不管怎么样，戴维斯的工作恰恰相反——减少总统的暴露，不让他接近未经审查的人群和未受保护的区域。如果戴维斯自主行事的话，总统将永远不会冒险涉足由不可预测的因素支配的真实世界。
按戴维斯个人的看法，去国会走一趟是可以接受的。“国情咨文”演说完全在室内举行，也就是说总统暴露在枪击下的可能性非常小。在宾西法尼亚大道上行驶是晚上最危险的事，但要是跟在南部城市的竞选旅行相比，这可是小菜一碟了。
戴维斯没有流露出自己对晚上的活动不怎么担心或者一点都不担心。永不向下属显示自满是他工作的第一大准则。相反，他开始连珠炮似地提问。
“K…9侦察队什么时候进驻国会大厦？”
“七点三十分，长官。”蒂姆·谢尔顿回答。
“是不是有点迟？”
“好建议。我会把时间提前，长官。”卡洛尔说。
“我也不想让那些队伍去他妈的太早，”戴维斯怒冲冲地说，“那会使别人有机可乘。”助手们看上去很恼火。戴维斯接着问下去。“宾西法尼亚大道的清查工作情况怎么样？”
对于特工处来说，这个国家中没有哪条街比宾西法尼亚大道更让他们熟悉了。戴维斯清楚地知道每次总统的车队飞驰到国会时需要采取什么样的预防措施。但是他的助手们一本正经地回答问题，仿佛他们刚刚被问到了总统即将在贝鲁特的主干道上出行的事。
“秘密小组六点三十分采取行动，八点零五分结束，”谢尔顿说，“我们将检查每个下水道和检修孔，在车队经过之前再检查一次。”
“路面的瑕疵怎么办？”
“长官？”
戴维斯很生气。“妈的，蒂姆，我们不是说过了嘛。秘密分遣队有责任检查大街表面的任何变化，万一路面上埋了地雷，而看上去又像刚刚填满的凹坑，他们就要防止这类不测事件发生。”
“是，长官，当然。”谢尔顿说。他有理由忘了这个特别的要求：这很愚蠢。
接着戴维斯转向其他问题：有关宾西法尼亚大道建筑物的空中安全问题，有关垃圾箱和信箱的问题，有关封锁小路上的交通问题，有关人行道上的行人问题。这些他们以前都讨论过了。而且他们也回答过他关于国会大厦的金属探测器问题，对来参加活动的客人和配偶们的清查程序以及演说后总统在多大程度上和观众打成一片等问题。
国会防御系统不属于戴维斯的公务范围，但他的助手们知道他会问问情况，正如他在这些场合常做的那样。
“八点起国会防御系统的警戒水准将提高到国会区三级。”卡洛尔说。
“那我们有什么？”戴维斯问。他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人人都知道他知道答案。
“从安德鲁斯起飞的两架F=15，两具地对空导弹可移动发射架。”
“好。”
戴维斯默默地摸了会儿下巴，搜肠刮肚地想更多的问题，考虑会不会有新的意外事件和恐怖事件发生。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于是就问起了最后一件事。
“我下午早些时候跟参谋长谈过话，”戴维斯说，“白宫挑选巴恩斯部长不参加演说。”
两位助手大笑起来，这声音在戴维斯办公室是少有的。“又是他？”谢尔顿问。
“又是他。”戴维斯证实道，同时允许自己微微笑了笑。自从七十年代以来一直有个鲜为人知的传统，即每年选一位部长不参加“国情咨文”演说，以免某个灾难把接替总统的所有人选全消灭光。很久以来，白宫工作人员利用这种安全预防措施向不受总统青睐的人发出信号。十年来，唐纳德·霍德尔，里根总统的能源部长，保持着三次被迫缺席的记录。现在，摩根·巴恩斯，遭到排斥的交通部长，被安排接替这个工作。
“我想他们会宣扬这事。”卡洛尔同情地说。
“一旦巴恩斯辞职，他们可能会的。”谢尔顿俏皮地说。
戴维斯皱了皱眉，又把会议引向正题。“巴恩斯今天在城里，所以对他的保卫工作和去年一样。”戴维斯期待地看着卡洛尔。这位助手详述了在洛克威尔一个安静的死胡同里巴恩斯的错层式房屋中保护他的步骤。
“七点三十分开始，我们派四名特工开两辆车到街上，再派一名特工步行到巴恩斯的屋子外面。”
“你们要检查屋内。”戴维斯补充道。
“我们会检查，可不会好奇地到处看，”卡洛尔说，“预先商定好了这是K…9的事儿。”
戴维斯点点头，颇感满意。没必要再做什么了。步骤和上两次一样。戴维斯叫助手们在随后的四小时中定期发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