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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到灵溪，泰然心意，高低峰顶，震锡常游；石室岩龛，拂乎宴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风扫白云，纵目千里；名花香果，峰鸟衔将；猿啸长吟，远近皆听；锄头当枕，细草为毡；世上峥嵘，竞争人我；心地未达，方乃如斯。倘有寸阴，愿垂相访。（《大正藏》四八卷三九四页上栏）
玄朗的致书非但文字优美，亦曲尽其志慕林栖、情耽幽静的禅修思想，它所欣赏的是山居的那种良好的修行环境。诚然，良好的禅修环境对于修行来说，自然是不无裨益的，但也未见得环境就是禅修悟道的唯一条件。也因为玄朗“执见于山”，未能明了“山世一如，喧静互用”的妙理，所以，玄觉给他写了一封将近两千字的长信，反复申述此理。
但无论如何说，玄朗终竟不愧为一代禅定修养极高的大德。《宋高僧传》卷二十六载他从如意元年（公元六九二年）至开元十六年（公元七二九年）之间，“虽致心物表，身厌人寰，情捐旧庐，志栖林壑。……独坐一室，三十余秋，麻纻为衣，粝蔬充食。”（《大正藏》五○卷八七五页下栏）对于具有这样“能行头陀”的禅定修养极高的禅师的复信，自然是难以开晓其妙理的。因而玄觉禅师的复信十分注意措辞的委婉，一来不失道友旧情，二来可以更好地开晓其禅法的了义，反复阐明 “解契玄宗”，以合大道的妙理。玄觉的复信在大致概括玄朗禅师来函的大旨之后，便针对其信中的内容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然而正道寂寥，虽有修而难会；邪徒諠扰，乃无习而易亲。若非解契玄宗，行符真趣者，则未可幽居抱拙，自谓一生欤？”（《大正藏》四八卷三九四页上栏）
在这里，玄觉禅师提出了至道“本自寂寥”，虽有心修为而难以契悟之理，因邪见则无须修习而易染，所以自心未解玄宗，是不可以幽居抱拙一生的。永嘉禅师在这里将禅宗称之为“玄宗 ”，也许是禅门中的首唱，此后禅宗的将参禅称之为“参玄”、称禅宗至道为“虚玄大道”、提出“三玄三要”等主张等②，那种以“玄”喻“禅”的作法，在后世丛林中也就屡见不鲜了。禅在这里被称之为“道”，称之为“玄”，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佛教在东土弘传的历程中，自然得与中国本土的文化相结合。东晋时的僧肇大师可谓善解般若性空之义者，连《高僧传》也称他为“秦人解空第一者”，更有人称他为“中国玄宗大师”；南朝的傅大士（相传为玄朗的第六代祖先），曾披衲、顶冠、靸履朝见梁武帝，以表示三教（儒释道）在最高层次上是互相融通的，其《心王铭》曰：“观心空王，玄妙难测” （《大正藏》五一卷四五六页下栏），也是以“玄”来解释佛之至理的。到了玄觉禅师这里，称禅宗为“玄宗”，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玄觉认为“道性冲虚，万物本非其累”，在这里，“冲虚”一语，便是从《老子》第四章中“道冲，而用之或不盈”（王弼《老子道德经注》，《二十二子》一页中）一语中衍生出来的。可见，以老庄的“大道虚玄”来喻禅法的非情识可测，多少是含有几分合理性的，同时也不失为弘法的一种善巧与方便。
那么，玄觉禅师何以要告诫玄朗不可“幽居抱拙”一生呢？因为，深山幽居虽然可以远离凡尘的喧嚣，自然有益于修行；但在另一方面，若一味地执著宁寂的外境，则必将产生一种静妄，也难免不落顽空。玄觉禅师认为：若禅者心未彻了而居山修定，则“郁郁长林，峨峨耸峭；鸟兽呜咽，松竹森梢，水石峥嵘，风枝萧索；藤萝萦绊，云雾氤氲；节物衰荣，晨昏眩晃。斯之种类，岂非喧杂耶？”（《大正藏》四八卷三九四页中栏）也就是说禅者若心疑未了而入山修定，则必将执著外境而为外境所转，以至于忘失了自心的修习，而使自性迷失。
照此看来，玄觉禅师是有点反对住山的修持了。其实不然，在玄觉禅师看来，住山必须先识道，否则就会执境生迷。因此，他在答信中说：
是以先须识道，后乃居山。若未识道而先居山者，但见其山，必忘其道。若未居山而先识道者，但见其道，必忘其山。忘山则道性怡神，忘道则山形眩目。是以见道忘山者，人间亦寂也；见山忘道者，山中乃喧也。必能了阴无我，无我谁住人间？（《大正藏》四八卷三九四页中栏）
见道后的禅者住山，则人、境双泯，住山而不碍其证道；而未见道的禅者住山，非但无益于修持，反而容易被山境所惑，更添一重迷情。诚然，若禅者能了达五阴性空的话，则自然不会生住山与住世之别了。对此，永嘉禅师认为：“若知阴入为空，空聚何殊山谷？如其三毒未祛，六尘尚扰，身心自相矛盾，何关入山之喧寂耶？”（同上）若以不二的思想来观之，则“真慈平等，声色何非道乎？特因见倒惑生，遂成轮转耳。”（同上）永嘉禅师在这里对玄朗执境的破斥，也可谓鞭辟入里了，而其晓人以至道，其语谆谆，纵然是挚友，也不会产生误解了，反而会使之信受奉行。
在此基本上，永嘉禅师的复书向上一路，非但晓其山世一如的平等至理，而且还站在行大乘菩萨道的高度上，奉劝玄朗不弃世法而证出世间法。他认为：
若能了境非有，触目无非道场；知了本无，所以不缘而照。圆融法界，解惑何殊？以含灵而辨悲，即想念而明智。智生则法应圆照，离境何以观悲？悲智理合通收，乖生何以能度？度尽生而悲大，照穷境以智圆。智圆则喧寂同观，悲大则冤亲普救。如是则何假长居山谷，随处任缘哉！况乎法法虚融，心心寂灭，本自非有，谁强言无？何喧扰之可喧，何寂静之可寂？（同上）
若能以般若之智观照境空，则触目菩提，举手举足，市廛深山，无非道场，这是永嘉在上文中已经表述了的思想内容。然而，玄觉站在行大乘菩萨道的高度上讲，则不能只图个人的自了，而要考虑度他，在永嘉这里，自他是不二的，要做到这一点，也就必须悲智双运了。永嘉禅师的“智圆则喧寂同观，悲大则冤亲普救”，确实是大乘菩萨道所要躬践实行的，同时也是佛道与禅道修持的最高境界。其实，永嘉禅师的这种禅学主张，早在二祖慧可时便已经提出。《景德录》卷三载慧可大师付法僧璨大师以后，他便随缘任运以弘法了：
（慧可）即于邺郡随宜说法，一音演畅，四众归依，如是积三十四载。遂韬光混迹，变易仪相，或入诸酒肆，或过于屠门，或习街谈，或随斯役。人问之曰：“师是道人，何故如是？”师曰：“我自调心，何关汝事？”（《大正藏》五一卷二二一页上栏）
二祖慧可所身体力行的就是这种悲智双运的菩萨道，他随缘住世，弘传正法，拔济世人之苦，而又不染世法。事实上，真正能经得起考验的修持是彻底地的心了，它应当是像二祖这样处世间调心而不被世尘所染的。达到了这种境界，自然就没有山世之别、喧寂之异了。是故《坛经》曰：“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法宝坛经·般若品》）六祖的旁嗣净居尼玄机，她在习定于大日山的石窟中时，也曾悟到了：“法性湛然，本无去住；厌喧趍寂，岂为达邪？”（《五灯会元》卷二之本传）对于一个见了性的禅者来说，外境之喧寂自然不会使其心动；而要向上一路，悲智双运，自度度人，则更不会有厌喧趋净之想了。
永嘉禅师的这种山居禅观，非但上契祖师心印，而且也十分合符大乘佛教的精神。永嘉禅师的复书在开示清楚了大乘菩萨道的思想以后，又仍不吝以般若的空观来启发玄朗解黏去缚。他劝导玄朗说：“如是则何不乘慧舟而游法海，而欲驾折轴于山谷者哉？故知物类纭纭，其性自一；灵源寂寂，不照而知；实相天真，灵智非造。人迷谓之失，人悟谓之得；得失在于人，何关动静者乎？譬夫未解乘舟，而欲怨其水曲者哉！”（《大正藏》四八卷三九四页下栏）永嘉禅师认为：只有真正彻了的禅者，方能住世住山，均会任运随缘而不受情之所牵挂。为此，玄觉的复书收束曰：
若能妙识玄宗，虚心冥契；动静长短，语默恒规。寂尔有归，恬然无间。如是则乃可逍遥山谷，放旷郊廛；游逸行仪，寂怕心俯；恬淡习于内，萧散扬于外。其身兮若拘，其心兮若泰；现形容于寰宇，潜幽灵于法界。于是则应机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