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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 系列丛书-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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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富洲站在岩坡上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郑重地说:“我们三人担负着攻克主峰的任务。氧气没有了,继续前进可能有生命危险,可我们能后退吗?” 
  屈银华和贡布异口同声地回答:“继续前进!” 
  3位中国英雄毅然甩掉氧气瓶,开始了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危险历程。 
  现在,他们每前进一步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很长的时间。严重的缺氧,使他们头晕、眼花、气喘、无力,甚至越过一块一米高的岩石,也要花掉半个多小时。他们互相扶持着、鼓励着,顽强地坚持前进。突然,走在最前边的贡布停了下来。 
  “怎么啦,贡布?”王富洲问。 
  “到啦!到啦!”贡布放声喊了起来,“再走,就要从南面下山啦!” 
  “哇,到啦!”王富洲、屈银华相继赶了上来。 
  3名中国勇士在…30℃的气温下,登上了世界最高峰。他们流着激动的热泪展开了五星红旗。 
  他们在峰顶停留了15分钟。贡布从背包里拿出毛泽东主席的半身石膏像,把它和五星红旗一起放到顶峰东北边一块大岩石下,用小石块细心地保护起来。这时,王富洲摸黑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中国登山队王富洲等3人登上了世界最高峰,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30分。”他在写完这几行字之后,由于双手已被冻僵,再加上身体无力,竟无法把这张纸从日记本上撕下来。 
  贡布帮助把这段留言撕下来,放进一只白色羊毛手套里,然后埋进了用来保护国旗和毛主席像的细石堆里。 
  他们还在顶峰拣了9块石头,准备把它作为一份厚礼献给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王富洲等人在天色没亮之前踏上了下山的路,他们心中没有忘记甘作人梯的伙伴刘连满。 
  在安全下到北坳7050米的营地后,屈银华和王富洲都再也无法步行了。 
  经医生检查后,他俩都不得不接受手术。屈银华被切除了全部脚趾和几节手指,王富洲则从此失去了左脚的5个趾头和几节手指。 
  让我们牢牢记住为中国人首次征服珠峰的3位英雄的名字:王富洲、屈银华、贡布。 
  让我们同样牢牢记住另一个名字:刘连满。他虽然未能登上珠峰顶端,但是,他同样以英雄的行为为中国登山队的胜利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谱写了一曲集体主义与英雄主义的颂歌。 
  探险的征途是没有止境的,人类在与自然的抗争中,会不断有新的发现,出现新的挑战,也会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展示自己的勇气和力量。在第一次登珠峰成功后,中国政府又组织了一次又一次向地球第三极——珠穆朗玛峰的冲锋。 
  1975年5月26日,北京时间14时30分,索南罗布、潘多、罗则、桑珠、大平措、次亿多吉、贡嘎巴桑、侯福生、阿布钦9名男女登山家终于登上了那一米见宽、十几米长的珠穆朗玛顶峰。 
  在极度的喜悦之后,9位中国登山家们感到极度的疲劳,但是,他们仍然坚强地站立起来,打冰锥,拉绳索,将一座高达3米的金属觇标牢牢地树立了起来,然后,又珍重地展开鲜艳的五星红旗,拍了电影、照片。他们还打取岩石标本、冰雪样品,测量冰雪的深度,最后,37岁已是3个孩子母亲的女登山家潘多静静地躺在顶峰的冰雪上,用无线电遥测仪向20多公里以外的大本营发射心电信号。他们在这被称为“死亡地带”的地球第三极上整整呆了90分钟,完成了大量宝贵的科学实验和重要的历史考证。 
  1975年中国人二登珠穆朗玛峰的成功,在人类登山史上创下了两项新的世界记录,即女子第一次从北坡登顶成功的记录和在世界最高峰上停留时间最长的记录。更重要的是,中国登山勇士们与测绘人员密切配合,第一次精确地测定了珠穆朗玛峰的高度8848米(以前的记载是8882米)。 
  这座金属觇标是中国人依旧站在世界登山运动前列的历史见证,它的意义与价值远远超出了测绘高度的作用,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它一直发挥着深远的国际影响。 
  1975年9月,英国登山家赫斯顿和斯科特两人从西南壁登上珠峰后说:“我俩克服极度的疲劳向顶峰走去,抬头一看,春天由中国人竖立在世界最高峰上的三角架(即觇标)就在前头,我们忍受着一切痛苦,终于走到了它的身旁。三角架是我们登上世界最高峰的见证。” 
  以后,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波兰、南斯拉夫、日本、朝鲜等许多登山家们在登上珠穆朗玛峰顶时,都是先看到这座觇标,然后在觇标旁留影作为登顶成功的证明。




无氧攀登 辉煌的时刻
  “珠穆朗玛峰,你们能不能从北坡上,而从南坡下?”1960年,当时兼任中国国家体委主任的副总理贺龙元帅,曾这样询问刚刚完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登上世界之巅的中国勇士们。 
  1985年,中国登山协会向日本、尼泊尔登山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中、日、尼三国联合组队,把攀登的难度加大一倍以上,实现在珠穆朗玛峰南北两面同时跨越。这一建议得到日本、尼泊尔登山家们的热烈响应。 
  1987年2月24日,《中日尼1988珠穆朗玛/萨迦玛塔友好登山议定书》在北京正式签字。 
  三国的登山家们感到,他们是要实现人类登山200年来的一个伟大梦想,他们的使命包括三项主要内容:一是会师,即三国队员在顶峰相逢;二是横跨,指南侧或北侧的队员翻越珠穆朗玛(尼泊尔人称为萨迦玛塔)峰顶,到达另一侧大本营;三是双跨,指两侧队员,分别进入对方大本营。能否进入对方大本营,是横跨、双跨成功的重要标志。 
  1988年3月3日,三国登山队的北侧队率先进入了海拔5154米的北侧大本营。3月10日,身穿红、蓝、绿三色醒目服装的中、日、尼三国登山家们在白雪皑皑的珠峰北侧脚下举行了开营仪式。三国的攀登队长宋志义、重广恒夫、塔什藏布在这里同时升起了本国的国旗,由此宣告北侧大本营建营完毕。3月16日,北侧的三国登山家们开始第一次行军,拉开了伟大的世纪双跨的序幕。 
  1953年以来,人类曾数十次踏上珠穆朗玛的顶峰,但是,这座世界第一高峰并没有因此而有所驯服。1986~1987年,前来攀登的20多支登山队中,除一队成功登顶外,其余的统统遭到了失败。珠穆朗玛这座世界最高峰,依旧保持着它暴虐的特性,所以,这次攀登对每个人来说,仍是一场严峻的考验。16日的行军刚一开始,珠穆朗玛峰就以其不同寻常的暴风雪,对人类这次非同凡响的征服进行抵抗:狂风呼啸,不断撕扯着一、二、三号营地的帐篷,三国登山家们一连几天被困在营地里无法活动。19日,一号营地的5顶帐篷被暴风撕成了碎布条;同一日,三号营地的帐篷也被狂风毁坏。 
  但是,三国登山家没有被风暴吓祝3月22日和23日,以中国登山家次仁多吉、加拉、嘎亚、达穷为前驱的三国修路队终于打通了北坳的第一险关——北坳冰墙,赢得了第一个胜利。 
  4月1日,第二次行军开始了。4月2日,中、日、尼三方各派出一名主力,向第二险关、海拔7028~7450米的冰雪地带和大风口发起挑战。这时,中日双方在具体战术上意见分歧。北侧第一攀登队长重广恒夫没有采纳中方“早行军、早宿营、尽快穿过大风口避开强风区”的建议,结果由小加措、山田升、那旺永旦组成的修路队,只到达海拔7300米处便被狂风推了回来。 
  第二天,重广恒夫接受了中方建议。小加措、山田升和那旺永旦在下午1时突破了大风口。这回,为打通大风口立下头功的小加措因强冷风而遭受了冻伤。 
  4月7日~9日,北侧相继打通了到达海拔7790米五号营地和8300米六号营地的道路。接着又是更为艰巨的运输。从未参加过登山的中国队身体素质训练教练孙维奇再三要求参加运输队,被批准后,他竟然背着重负突破了大风口,征服了北坳,一直上升到海拔8300米的高度。 
  4月11日,北侧队在顺利完成第二次行军之后,全体人员撤回到大本营。 
  这时,每一个登山家关心的问题是进入顶峰突击者的名单,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亲手在人类征服自然的编年史上写下精彩的一笔。 
  中方主力次仁多吉被委以第一跨越的重任。这位以6个半小时的惊人速度完成从海拔7028~8300米运输任务的藏族登山家,在掌声中站了起来,他兴奋地挥起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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