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橐话愣际且怨赜谛醇苹榈募苹罚孕醇苹榈募苹嵛病５牵庑╅榫呗切淳偷募苹椴⒚荒馨锼苊舛蛟恕�19岁生日那天，NC看到一个工人在用砂纸磨一块厚实的毛玻璃，当时他的精神险些崩溃。他马上跑到商店买了两只乳白色的玻璃锤和一罐镁粉。回到
家，他将双手粘满镁粉，搓一搓，而后握住两只玻璃锤拼命磨擦起来。不一会儿，他的双手就渗出了鲜血，那种粘稠、湿润的感觉令他的精神得以放松。从那天起，NC的隐秘仪式有了新的内容，他每次写完计划书，就口含钢针，手握玻璃锤，数1001下。这一模式一直持续到他21岁。21岁那年，NC读了斯宾诺莎生平，并将关于斯宾诺莎死因推测的部分背了下来。这令他又添加了一项活动，就是在鞋里放进沙子和玻璃粉尘，而后穿上干燥的袜子，让脚趾在鞋底反复弯曲磨擦1001下。据NC说，随着仪式的丰富和完善，他的“精神痛苦”基本得到了缓解。
NC还有一个更为隐秘的习惯，他用4计数物，用3计数兽，用2计数人，用1计数神。如果有三个苹果，他就将4连乘三次，得到一个数；如果有三只猫，他就将3连乘三次，得到一个数；如果有三个人，他就将2连乘三次得到一个数。因此，他说，神在他的系统中必然只有一个，所以他是一神论者。
NC之所以将这些隐忧说给我听，其实并非出于友情或者信任，而是因为我与他有着可以等量齐观的“精神痛苦”。对此，我仅举一例，每次饭前，我总要将不定量的微小的玻璃茬撒在自己的汤盆里，然后，在用餐过程中将它们一一挑出来，而且必须是用舌头进行这项工作。我们交换秘密的初衷是为缓解自身的痛苦。但结果适得其反，我和NC不久就意识到，精神痛苦可能正是通过诉说而相互传染的。更糟糕的是，我们的关系变得异常紧张，我们都暗中盼望对方在自己之前垮掉。这是朋友之间的那种较劲儿，但最后它演变成为一种古怪的决斗。为了修复友谊，我送给NC一本门兴格拉德巴赫的小说集。后来他告诉我，他最喜欢其中的《一片指甲》，接着他又补充说，那个父亲为了给儿子一个生身母亲而去做变性手术的故事他也很喜欢。但我不记得有什么父亲做变性手术的故事，后来我也没能找到。现在想起来，NC当时也许已然濒临崩溃了。NC在神经病文学社经常谈论的一篇小说，是博尔赫斯的《博闻强记的富内斯》，对此我十分理解。
两个月前的一个傍晚，在文学社的聚会上，NC向我们反复朗读了哥特弗里德·凯勒的小说《乌拉尔苏》结尾处的一段话：“落日的余晖照耀着他那仍然坚定而安详的脸庞，它似乎要证明，他直到最后仍然做得对，他像一位英雄一样地守住了阵地”。当时，他的双眼紧盯着前方，似乎要透过镜片，看穿书本、看穿墙壁乃至远方的世界，我说不清那是强烈的执着还是病态的神经质。
NC的崩溃是必然的，但它仿佛又是由一件偶然的小事所引发的。那天，NC身穿一件破旧的黑色大衣在寒风中散步，他被一种吱啦吱啦的声音所吸引，走进了街心花园。那声音越来越清晰、响亮，原来是一个孩子正在石子路边的草地上拉小提琴。NC猛地冲上去，从孩子手里夺过小提琴，抱住小提琴，倒在地上失声痛哭。正当孩子的父亲想把他揪起来狠揍的时候，他用钢针刺穿了自己的耳膜。
在一同阅读《西西弗斯的神话》时，NC曾对我说，西西弗斯所面对的山峰实际上是没有坡度的，它与地面成直角。所以，不如说那是一堵墙。西西弗斯的难题并不是如何结束，而是如何开始。
点评：
化“非”为“是”的震撼
黄 湘
维特根斯坦说过一段话：“不论某事是否谬误，都仅是某一特定系统中的谬误；一如某种游戏中某一做法为谬误，而在另外一种之中则不是。”沿着这段话的逻辑再往前走一步，便会得出如下结论：任何一种貌似荒谬绝伦的行为，其实都能在某一游戏规则内部获得充分合理的说明；尽管这类游戏规则常常难以被普通人理解，即使理解了也难以接受，但这已经足以证明，任何一种在有些人看来荒谬绝伦的行为，在另一些人看来一点也不荒谬——甚至恰恰相反，看上去越荒谬，实际上就越严肃、越智慧。
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接受上述逻辑，那么就得承认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非”的状态，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非”只是某一更复杂的规则之下的“是”。例如，不存在“非理性”的状态，所谓“非理性”只是某种更复杂的理智；不存在“非正常”的状态，所谓“非正常”只是某种更复杂的正常——也许，在上帝眼里，世界的真相本来就是如此，上帝不需要使用“非”这个词。但这对人类的心灵和大脑来说太复杂了，人类的宿命就是不断地用“是”否定“非”，用“非”肯定“是”，从而在文明内部空置了一块巨大的“非”的领地。
然而，若是有谁借一点上帝的眼光，超越人类的视野，就会发现这里的“非”其实乃是更高层次上的“是”，远比通常意义上的“是”有力量。我以为，这正是朱岳小说的魅力之所在——他或许借了一点上帝的眼光，凝视那些文明内部空置的“非”的领地，以寓言的手法，化“非”为“是”，让读者的心灵为之震撼。
共和主义冲击波
■ 徐友渔
由应奇、刘训练编译的《公民共和主义》《第三种自由》，以及刘训练翻译的《共和主义》最近已经出版，这是中国学术界、出版界和读书界的一件值得关注的大事，它一定会增进人们对于了解和研究共和主义的兴趣。
应奇在为《共和主义》中译本而作的序言中写道：“毫不夸张地说，共和主义的复兴已经成了当代西方学术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也是我们把握政治哲学发展方向和西方历史传统的自我理解问题的最重要途径之一。”刘训练在“共和主义的复兴”一文中以下面的话作为结束：“新共和主义在西方学术界如今已是蔚为大观，并且其势头方兴未艾，相关的探讨已在历史、理论和实践诸层面全方位展开。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很可能取代社群主义，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西方政治理论的主导性话语之一。”显然，编译者是怀抱着很大的雄心工作的，他们想在中国研究西方政治哲学的学者中掀起一股共和主义的冲击波，使得学界的主流关注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转移到共和主义，这和当代西方共和主义者的抱负是一致的。虽然，共和主义在当代西方社会和学术界的重要性到底如何是见仁见智的事，共和主义的前景如何还有待观察，但认真研究共和主义理论的必要性却是毋庸置疑的，当前的翻译出版成绩和学术界的热烈关注，是我国学者把握国际思想潮流越来越广泛、深入的表现。
什么是共和主义？这实在是一个说来话长，各家解说不一的事情。许多共和主义者说，它的首要价值是自由，认为国家不能支配公民，相反，应该给公民提供保护；因此，国家的形式应该是与君主专制相对立的、宪政式的共和国；自由是与公共服务、公共参与密切相关的，因此，有必要强调整体利益和公共善，强调并培养公民的美德。它涉及的问题几乎涵盖政治理论的各个方面，主要有自由、平等、民主、自治、善和美德、政治参与以及协商和对话、公民身份，等等。
共和主义是西方源远流长的政治思想传统，有人将其发源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有人则强调它来源于罗马共和国，在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表现为公民人文主义，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将其作了雄辩的阐发；十七世纪英国涌现出一些杰出的共和主义者，比如哈林顿、西德尼；在美国革命和建国初期，共和主义的理念发挥了意识形态的作用。但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它被更强有力的自由主义和契约论的政治思想潮流所淹没。由于这个传统一度中断，曾经沉寂多时，所以人们对它的重视和重要性的评价就受到了影响，直到二十世纪重新冒头，被视为传统的复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汉娜·阿伦特是共和主义的重要代表，在八十年代大成气候。在今天，它的主要发言人有约翰·波考克、昆廷·斯金纳、菲利普·佩迪特等。
有人认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政治理论的主要争论是在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