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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家的报告送上去后，中宣部有关领导显然作出了指示（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内容是什么），因而有了这样的结果：3月21日出版的第624期《国内动态清样》，以《日本报纸报道的文章有歪曲，纽约对马丁的批评不科学》为题发了消息，对该刊第380期的歪曲报道予以纠正。
经济学界的反应
新华社《清样》对马丁文章的歪曲报道，经济学界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
澄清事实，他们也要求中宣部能够对此有个说法。中宣部根据薄一波“把各种议论综合起来，研究一下”的批示，3月19日以理论局的名义发出邀请函，邀请首都新闻界、经济学界、理论界的学者举行座谈会。
3月22日，座谈会召开。会议由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主持。会上印发了《北京周报》和人民出版社给中宣部的报告、前文提到的国内外的报道以及《中报》的社论等材料。于光远、廖盖隆、王若水、苏星、冯兰瑞、董辅礽、曾彦修、张惠卿等三十多人与会。
与会的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喻权域（原在国内部分管内参组，此时已调任《经济参考报》总编）在会上成了被告。面对批评，喻权域介绍了《国内动态清样》编发有关《中报》评论的经过情况，对未认真核对作了自我批评。不过，他对马丁的文章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肯定马丁文章中有不少好的见解，无原则性问题，可以发表的同时，认为存在这样一些缺点和错误：1、从什么‘转向’什么的小标题有片面性；2、对《资本论》所建立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在今天的指导意义估计不足；3、‘从本本中走出来’的说法不合适，在理论研究中，克服教条主义是必要的，忽视书本则不对，因此不能说从本本中走出来；4、对当代西方经济学评价过高。”
在当时的气氛下，喻权域的解释就显得很微弱。据参加会议的人事后回忆，喻权域讲话过程中，不断被人打断。与会者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清样》上。纪要说：
在谈到马丁文章的同时，冯兰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引者）同志说，近年来理论界气氛比较紧张，这与个别同志“谎报军情”，干扰领导同志决策关系很大。王若水（《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引者）同志说，向中央反映情况是需要的，但提供的信息必须真实，每一个环节失真一点，最后就面目全非了。另外还应该提倡信息公开，至少保证作者本人知道。于光远同志认为理论界应提倡点名批评。董辅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引者）建议中宣部对个别向中央领导同志谎报理论界“军情”，又不愿将自己的不同意见写成文章来公开讨论的同志进行批评帮助。汪永芬同志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我们一些同志在工作中还往往是不从实际出发，缺乏调查研究。可以借马丁文章来提醒新闻界、理论界的同志注意，进行批评要实事求是。
座谈会上，对马丁文章只作了“一般性的评论，没有来得及就它提出的若干观点展开讨论”：
于光远、《工人日报》评论部负责人李禹兴、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张惠卿、人民出版社前社长曾彦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董辅礽、《北京周报》社代理总编汪永芬等同志对马丁的文章从总体上作了肯定。他们说，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站得住脚的，但存在一些漏洞和毛病。于光远同志说，马丁所说的从批判转向建设，讲的是中国，不是讲世界。在我们过去的经济教学和研究中，恰恰存在讲批判太多，讲建设太少的缺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注重替资本家出谋划策，而我们的经济学为社会主义建设出谋划策不多，因此把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好好放在研究建设上是非常需要的。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一工作，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
这次座谈会后的第三天，在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召集的一个讨论社会科学发展战略的会上，不少人又谈及了马丁事件。于光远说，这场风波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怎么看的问题。他说，尽管马丁的观点有许多我并不同意，但我认为，马丁的文章是重要的，应当允许其发表，应当引起理论界的注意。他还说，马克思不能解决当前中国的许多问题。《资本论》第二卷关于社会再生产的公式是不完全的，因为它没有时间因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发展，就须先造成学术自由的空气，允许人们展开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朱绍文说，“马丁问题”根本不成问题。还有的专家指出，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如果香港或海外报刊一表扬某人或批评某人，那么这个人在国内肯定要“倒楣”。学术自由、科学发展的环境，目前还未完全形成，“科学无禁区”还没有真正实现。在特别需要大胆探索的时候，根本不顾对方的原意、像堂吉诃德同风车作战似地搞大批判，全凭外国言论来指导理论工作，这种极不严肃的做法为什么居然得逞一时呢？为什么这种极不称职、谎报军情的“哨兵”仍占据舆论阵地要津？这种状况不改变，知识分子根本不可能拥有一个宽松活泼的学术生态环境，归根结底不利于开放改革的顺利进行。
1986年4月1日的上海《社会报》发表《学术要自由，探索要大胆／“马丁事件”引起我国理论界关注／人们再也不允许破坏学术生态环境的怪现象继续存在下去》的文章，4月7日，《世界经济导报》重新全文刊登了马丁文章的全文，并转载了《中报》的社论以及《读卖新闻》的报道。紧接着，《文汇报》《经济学周报》《长江日报》《新华日报》……纷纷发表有关“马丁事件”的评论文章，并报道了事件的真相。至此，“马丁事件”基本了结，引出了理论研究需要宽松环境的讨论。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冯兰瑞、张惠卿、杨继绳等学者的帮助，谨此致谢）
人间何处着疏狂
■ 黄 波
曾经有一个话头，叫“不和七十年代人做朋友”。作为一个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人，对这种说法略感羞愧的同时，也会暗暗叫好：七十年代人往往轻浮、傲慢，还爱以自我为中心，缺乏责任感，活该没有人和他做朋友。即如我自己，朋友中也很少同时代人，算是这个话头的一点佐证。
现在拿年代说事儿已经不那么好玩了，曾几何时，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人纷纷浮出地表，个个叫着“出名要趁早”，七十年代的人已经“老矣”。可是，毕竟还有徐晋如。每每想起这个出生于1976年的人，我就不会对七十年代的人完全失去信心。
“他原是清华大学中文系学生，因爱好古诗词和戏曲，觉得只有到北大去才能使这些爱好得到更好的发展，于是他就要求转学到北大。清华竟然同意他转出，北大竟然同意他转入”；“他常常穿着古人的长衫，出入于北大各种场合”……这都是在接触徐晋如文字前，看到的有关他的一些资料。那时觉得此人真是世俗社会的一个异数，不过也仅此而已，因为按照经验，当一个人的轶事被众口流传的时候，这个人已经被“符号化”了。随后便是在网站上，读到他的旧体诗，在《博览群书》上读到他的《缀石轩诗话》，这时禁不住有“惊艳”之感了，而这是我读当代人著述中很少出现的一种感觉。我惊异于一个七十年代的人对旧体诗词的体察、把握乃至运用上会达到如此的高度，他对旧体诗格律的纯熟自不必说，那些寥寥数语的诗话，即使放在近现代名家诗话中也是不遑多让的，我更惊异于一个当代人居然能够如此自如地将现代理念和人格精神贯注于“旧瓶”中，套用一句话，他的诗文是“这样的旧，又是这样的新”。
再以后，就是读到徐晋如的两本书。《胡马集》，旧体诗词集，2002年出版；《人苏世》，文集，2005年出版。两书印数都很少，这不奇怪，徐晋如有一种罕见的思想早熟，能够接受他的人是不可能多的。
关于徐晋如的诗词，余杰以“深情”、“深思”概括之。这是很不错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