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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弗朗西斯·达尔文和A。C。施伍德等：《查尔斯。达尔文的信件》，第1卷，1903年版，第195页，也可参见J。O。威兹德姆：《自然科学推理的基础》，1952年版，第50页，和诺拉·巴洛：《查尔斯·达尔文自传》，1958年版，第161页。达尔文的航行日记最后用这句话结束（我承认，为了支持我的观点，它被减弱了一点）：“要是它有用该多好啊！”
当然，我不可能期望使你们信服我关于观察后于期望或假说这一观点的真理性。但我确实希望能够向你们表明，用其他学说来取代那种古老的学说，即认为知识、特别科学知识总是始于观察的学说，①是可能的。
① 那种还要古老神圣的学说，即所有知识从知觉或感觉开始的观点（它在这里当然也被拒绝），是这样一个事实的基础：“知觉的问题”仍广泛地被认为是构成哲学的显要部分，或者更确切地说，构成知识理论的显要部分。
现在让我们稍为仔细地考察一下猜想与反驳的方法，根据我的观点，它是知识的增长所依据的方法。
那么，我们从问题即难题谈起。它们可能是实际的或理论的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刚接触时，我们显然对它不大熟悉。我们最多仅有一个问题真正是由什么组成的模糊想法。那末，我们怎么能得出一个适当的解答呢？显然不能。首先我们必须对这个问题比较熟悉。但怎样做到这一点呢？
我的回答很简单：通过形成一个不成熟的解答，并且批判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这个问题。因为理解问题意味着理解它的困难，理解它的困难意味着理解它为什么不易解决——为什么更明白的解答不奏效。因此，我们必须产生更明白的解答，我们必须批判它们，以便发现它们不奏效的原因。这样，我们就熟悉了问题，倘若我们总有产生新猜测和更新猜测的创造能力，我们就可能从不妥当的解答发展到比较好的解答。
我认为，所谓“研究问题”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研究问题的时间很长，很深入，我们就会在这样的意义下开始熟悉问题和理解问题，即我们知道不能做什么样的猜测、猜想或假说，因为它完全没有把握问题的要点，知道任何认真的解决办法必须满足什么样的要求。换言之，我们将开始看到问题的分支，它的附属问题，以及它与其他问题的联系。（正是在这个阶段上，一个新的猜想性解答应甘受其他人的批判，甚至已发表的解答也一样。）
如果我们现在细想一下这个分析，我们发现，它与我们的公式一致，这个公式说明，知识的进步是依据猜想和反驳它们的批判性尝试，从老问题进展到新问题。因为对问题的越来越熟悉的过程也是按这个公式进行的。
下一步将讨论和批判我们的尝试性解答；每一个人都试图去发现其中的缺点并驳倒它，不管这些试图的结果如何，我们都将从中有所得益。如果我们的赞成者或反对者的批判是成功的，我们将学到许多东西：我们对问题固有的困难将比以前知道得更多。即使我们最厉害的批判者们没有成功，即使我们的假说能够抵挡住他们的批判，我们还是能够学到许多东西：不仅关于问题，而且关于我们的假说，它的适当性和分歧。如果我们的假说经受得住批判，或者至少在批判面前它比它的竞争者更好一些，它就可能被暂时地、尝试性地作为现有科学学说的组成部分接受下来。
所有这些可以用下述说法表示出来，我们知识的增长是一个十分类似于达尔文叫做“自然选择’的过程的结果，即自然选择假说：我们的知识时时刻刻由那些假说组成，这些假说迄今在它们的生存斗争中幸存下来，由此显示它们的（比较的）适应性，竞争性的斗争淘汰那些不适应的假说。①
① 参见我的《科学发现的逻辑》，特别是第108页和第131页，也可参见我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133页。
这个说明可应用于动物知识②、前科学知识③和科学知识。科学知识的独特之处是：对我们理论的自觉和系统的批判，使得生存斗争更艰难。于是，当动物的知识和前科学知识主要通过消除那些不适当假说而成长时，科学批判常常以我们的理论的灭亡代替我们的灭亡，在我们的错误信念导致我们自己被消除之前把错误信念消除掉。
② 这知识是广义的，它在此包括动物对外界的感受和反应等非文字性的东西。一译者
③ pre…scientific Knowledge，捐形成学说的、较完整的逻辑的科学以前的零散的，非逻辑性的知识片断。——译者
这个关于境况的陈述意味着描述知识实际上是怎样增长的。当然它不是隐喻的意思，尽管它利用了隐喻。我要提出的这个知识理论大体上是关于知识增长的达尔文理论。从阿米巴到爱因斯坦，知识的增长过程总是相同的：我们试探着解决我们的问题，并通过淘汰过程，获取在我们的试探性解答中某些接近合适的东西。
可是，在人类的水平上，已经出现了某种新的东西。为使这一点显而易见，我将把进化之树与所谓的知识增长之树对照一下。
进化之树是从共同的树干产生越来越多的分枝而生长起来的。它象一个家谱：共同的树干由我们共同的单细胞祖先即所有生物的祖先构成。分枝代表后来的发展，用斯宾塞的术语来说，许多分枝已“分化”为高度专门化的形态，它们中每一个都如此“完整”，以致它能解决它的特殊困难，解决它的生存问题。
我们的工具和器具的进化之树看起来十分类似。假设它从石头和棍棒开始；可是在越来越专门化的问题影响下，它分化为大量高度专门化的形式。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些生长着的进化之树与我们成长着的知识的结构相比较，那末我们发现，人类知识的成长之树有完全不同的结构。诚然，应用知识的发展很类似于工具和其他器具的发展：始终存在着越来越不同的和专门化的应用。但理论知识（它有时叫做“基础研究”）却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发展。其发展方向几乎与这种不断增多的专门化和分化相反。正如斯宾塞所注意到的那样，理论知识的发展大体上趋向于日益完整、趋向于形成统一的理论。①当牛顿使伽利略的地上的力学与开普勒的天体运动的理论结合起来的时候，这个倾向变得十分明显，而且从那以后一直保持着。
① ＇斯宾塞批评孔德时写道（论文集，1891年版，第2卷，第24页）；“科学的进步是双重的，它既是从特殊到一般，又是从一般到特殊。同时它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作为这个原理的例子，斯宾塞提到物理学中的十个发现，包括伽利略和牛顿的理论（同上书，第25页以后）。＇
当我们说到进化之树时，我们当然假定时间的方向指向上方，即指向树生长的方向。采取同样向上的时间方向，我们将不得不把知识之树描述为从无数的根部长起来，这些根向空中长而不是向下长，并最终倾向于长成为一个共同的树干。换句话说，理论知识增长的进化结构几乎正与生物或人类工具或应用知识的进化之树的结构相反。
现在要解释这个理论知识之树的整合性成长的问题。它是我们追求理论知识的特殊目的——说明事物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的目的——的结果。此外，它是人类语言存在的结果，人类语言不仅使我们可以描述事态，而且可以讨论我们的描述的真理性，就是说，使我们能够批判它们。
在探求理论知识的过程中，我们的目的仅仅是理解，回答怎么样的问题和为什么的问题。这些都是以给出说明来回答的问题。因此，理论知识的全部问题就在于说明的问题。
这些问题完全可能起源于实际问题。因而“为了反对贫穷人们能做些什么？”这个实际的问题，已导致“人们为什么贫穷？”这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从这个问题到工资和报酬的理论，等等；换句话说，导致纯粹的经济理论，当然这理论不断地产生它自己的新问题。在这个发展中涉及的问题，特别是未解决的问题，增殖起来，并且成为分化了的问题，就象我们的知识成长时它们往往表现的那样。然而说明的理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