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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营造的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怖，这种恐怖，几乎没有人可以抵挡，所有的人都像是被困在陷阱里的困兽，唯一的本能就是自保，在极度恐惧中的自保，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在运动中，人人都不太正常，被整者如此，整人的人也如此，从前称兄道弟者，可以反目相向，过去笑容可掬者，转眼冷若冰霜。任何人都不能信任，任何人，哪怕你的至亲好友，都可能通过告发你，挣得一点自保的本钱。夫妻、父子互相出卖都不新鲜，更何况朋友！苏联肃反，有专政机关，有秘密警察，中国的运动，基本上用不着这些专门机构。警察出面，往往是在运动收尾的时候，真正的秘密警察，也许就睡在你的身边，他们不拿工资，没有经过训练，甚至没有接受指令，人人自觉地卖出自己的亲人朋友，还往往以为是为了一个崇高的事业。
运动就是一个剧场，一个可以活生生上演杀人、伤人、逼死人命的剧场。所有人都在剧场里尽心尽力地演出，这一场扮演整人的，没准下一场就变成了被人整的。剧场里不分生旦净丑，各种角色，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百分之九十五的好人，一种是百分之五的坏人，任何人都不知道那百分之五会不会落在自己头上，为了争取让自己被归在那百分之九十五里，都得拼命地表现，只要那百分之五的角色显露出来，就同声讨伐，越是站在边缘上的人物，表演得就越是积极或者说激烈，背后的告密，也越是动作频频。
运动是个绞肉机，这个机器的动力，居然有部分来自于被绞的肉，那些被整的人。即使是被投入到机器之中，还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努力表现，你可以爬出来，变成那百分之九十五。于是，背上打了红字的人，就拼命地爬，拼命地劳作，百倍的努力，万倍的辛劳，同时也拼命地检举揭发告发同类，用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果敢的行动，向机器的操作者表明，自己其实跟被绞的肉不是一类人，原不该经受这样的磨难。
这样的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关键在于运动的设计和发动者，占据了绝对的道德制高点。所有的运动，都是以人民和人民事业的名义进行的，绝大多数被整的人，也认可整人者的这种名义。在这至高无上的名义下，无论干的事多么荒唐，被整者有多大的冤屈，至多敢抱怨一下具体的政策偏差或者整人者的素质，决不敢怀疑运动本身。当年可以在国民党军警面前拍案而起者，不畏杀头，不畏强暴，但进入运动场景，就只能束手就擒。只要被整，无论看上去有多大的冤屈，环顾四周，都是横眉冷对，同仇敌忾，所有人，包括你的亲戚朋友，都认为就是你有罪，群众的声音，印证了整人者代表人民事业的神话。极个别清醒者的呼声和被整者的呻吟，都很快被湮没在人民群众被动员起来的汪洋大海里，连个泡沫都不起。
当然，这样的运动，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条件。全能主义的国家政权，扫荡到了社会每一个角落，把每个人都组织到国家控制系统之中，连没有工作的大妈都有组织管着——街道居委会，没有户口，粮食关系，组织关系，寸步难行，即使有钱，也得饿死。不合作，不屈服，则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除非躲进荒无人烟的大山里，做白毛女。整体物质匮乏的条件下，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每个城里人，都万分珍惜自己的城市户口，只要有人威胁将你下放，不再管饭，就跟判了死刑差不多。如果真的判了刑，变成人民的敌人，那么，就等于死了一样，即使活着，也是行尸走肉。
这是一种别样的恐怖，深入骨髓的恐怖，挟带着道德正义的恐怖。运动中，没有人敢不积极，不积极意味着自己兴许就会挨整；运动中，也没有人敢抵抗，如果不投降，那么自己粉身碎骨也就罢了，你的家人怎么办？运动从来都伴随着一连串的株连，那些挨整的人，就像得了恶性传染病，沾边就会遭殃，自己的亲朋好友，最好的自保方式，是赶紧跟这种人划清界线。
吊诡的是，从历次运动的实践来看，那些出于各种原因，无论是公开的揭发、还是背后的告密的人，只要是被整者的亲朋好友，并没有因他们的被动揭发或者积极揭发，私下的小报告，最终逃脱挨整的命运，反革命的妻子揭发反革命，无论怎样彻底，把床头话都贡献给了组织，还是反革命臭老婆，右派的朋友揭发右派，最终也是右派，身为右派或者反革命的人，检举身边的人，照样不能让自己脱罪。甚至组织有意安排的眼线，下场也并不好。但是，这样的揭发告密，却并不因此而减少，只要运动一来，大家就按照过去的模子走。显然，这些人其实没有其它的选择，尽管一次次的热脸贴在冷屁股上，但是只要存在一丝希望，一丝自我脱罪的希望，这些人就还会这样做。
在运动中，不是没有清醒者，也不是没有品德高尚的人，这样的人，值得我们百倍地敬仰。但是，每个人都有弱点，即使品德高尚之辈，在人民事业，国家利益的面前，都是可能被说服的。即使每个人告密揭发别人的动机不高尚，也不纯洁，纯粹就是为了自保，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理解，毕竟，他们摊上的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陷阱，触及灵魂的政治运动。
文人也是人，而且是比普通人更敏感、更脆弱的人，也是被历次运动重点关照的人，他们中的告密者，互相撕咬者，甚至可能比普通人更多。这些人活到今天，人性已经复苏，回首往事，肯定会比普通人更加羞愧，羞愧到无法正视自己，既然无法正视，自然必须选择逃避，忘却，否则，怎么可能有勇气再活下去？我相信，这些告密者，无论在今天看来多么无耻，但是如果没有这些运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无论如何都走不到那一步的，其实，我们这些没有做过同类事的人，审视一下自己，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下，如果我们也给抛到那个可怕的剧场，那个绞肉机里，我们能不能保持气节？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当年活下来的曾经的告密者，都垂垂老矣，剩余的岁月不多，当年的疮疤，留在被害者身上，也留在了他们心上。更严重的问题是，在特殊的岁月里，这样的告密，揭发，几乎无处不在，几乎所有吃国家饭的人，都会面临对组织交代自己以及其他人问题的尴尬，如果全部追究起来，这个世界将会怎样？柏林墙倒塌之后，类似的事情，已经在当年的东德出现过，毕竟，那是一个特殊政治场景造成的疮疤，这个疮疤，至少在目前，揭不得。
道理很简单，在一个无法自由言说的时代，一个档案不公开的时代，信息不完全，只凭着透露出来的部分档案或者传言，就互相揭底，根本无法有充分的讨论和对真相的追究，最后只能是当年的受害者或者家人互相火并，在个人道德上纠缠，从而忽略了对体制和运动本身的批判。
（责任编辑 萧徐）
无须掩饰的败笔·肖 获
素所景仰的文化老人黄苗子、冯亦代等先生，经章怡和《谁把聂绀弩送进监狱》、李辉《写好一个‘人’字》等文章对其当年在运动中卧底告密等往事的梳理和曝光，令人愕然、痛惜、责备……比见到一个坏人做坏事，还要百感交集。众说纷纭中有一种看法是：“那段历史就像一部绞肉机，有多少人能问心无愧？”似乎是善恶难分、一团乱麻。好在那段历史，银发一族很多人都“欣逢其盛”，个中款曲并非“不知有汉，遑论魏晋”。那么，难道当时就只剩下“告密自救”这一条路了吗？
1968年夏文革高潮时，我因在五七年鸣放中由于发言“监督执政者是报纸天职”，被定为“鼓吹资产阶级新闻路线”，已被流放十年，忽有两位彪形大汉从市里去劳改农场，拍着桌子要我提供当年曾在《天津青年报》主持整我的王仁（当时天津团市委副书记）和谢国祥（当时报社一把手）两人的罪行。在长达一小时的“提审”中，来客高声定调：“你立功赎罪的机会到了，对那两个‘王八蛋’要彻底揭发！”忽而娓娓诱导、忽而怒目逼供，几近施以老拳，但我始终不置一词。做人是要有底线的。捕风捉影、陷入不义素为我所痛恨，我怎能又胡编八造、施之于人呢？对此我甘居“沉默的大多数”。那二位斗士乘兴而来、扫兴而归。在这方面胜我者多多。黑云压城如文革，在通过决议要开除刘少奇的会议上，就有陈少敏伏案装睡硬是不举手，宁可为此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