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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贺龙为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专案组组长。然在文革中，贺龙先于彭德怀被迫害致死。1970年8月。林彪在另一次的庐山会议上犯路线错误，并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仓皇出走，机毁人亡于蒙古温都尔汗。朱德、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建国后的历次党内斗争，文革中无一例外因“大军阀”、“带枪的刘邓路线”、“二月逆流”等罪名被批判、甚至斗争。元帅尚且如此，况乃余子。于此，这个斗争的怪圈可见一斑。于是，一些人物传记中就出现这样一种怪现象，此书甲白乙黑，彼书甲黑乙白；此书扬甲隐乙，彼书扬乙隐甲；从而在党史人物总体认识上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当然，这类矛盾的性质是多类型，多层次的，要分别对待。应当说叶飞是罗织所谓的“江魏反党集团”的领导者、第一责任人。但这是大势所趋。在文革中，他又作为福建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率先被打倒。于是，传记没有将叶江之间的矛盾黑白化或漫画化。它一方面对叶飞反右倾、反江魏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批判与否定，另一方面又对叶飞的错误和之所以犯错误作了用心良苦的解读。这方面列举的事例是有说服力的。
如叶飞和江一真并无宿怨，反而有一段关系十分融洽的美好时光。在劫波渡尽之后，江一真还回忆道：“1959年2月6日前，我和叶飞相处近十年的关系是正常的。我一贯对他尊重，我一直认为他有许多长处值得人学习，而他也一向认为我是一个有能力、有干劲、肯钻研的干部，所以他一直是支持我做好工作的。他曾经再三要我实际上担当起省委第二书记的责任，1959年初还支持我担任福建的省长。另外，过去他还两次同我谈过，将来要让我继任他的省委第一书记工作。”
又如在江一真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下放到三明钢铁厂后，江上虹、江上舟兄弟还留在福州上中学。假期回三明团聚，江上舟告诉父亲一个小秘密。叶飞的夫人王于畊阿姨有次请他们兄弟俩去家里吃饭，哥哥有疙瘩不去，他只好一个人去了。江一真说：“还是你懂事，你哥哥怎么能不去呢？有什么疙瘩？大人的事你们小孩不懂，也不要去管，得对长辈要至始至终有礼貌。”
又又如，该书所描写的叶飞后来对此案的甄别平反、赔礼道歉、反躬自省也是发自内心的。在平反的常委会上，省委主要领导诚恳地说：“省委对江魏卢三位同志的错误斗争，以及对一些同志的错误斗争，首先由我负责任。因此，今天我在这里向常委全体同志，向中央，作检讨。我还准备在五六月省委扩大会议上，向江魏卢三同志，及向所有被错误斗争的同志表示道歉。”他承认并自我批评了自己作风不民主、有“霸王”态度等问题后，指出，江一真在1958年底、主要是1959年上半年，在工作中同自己有分歧，有争论，这是正当、正常的。“问题出在我没有好好倾听江和同志们的意见，没有把不同意见拿到书记处、常委会上好好研究，这是由于集体领导不健全，没有民主作风，我的家长制领导。因此，把工作中的不同意见，看做是路线上的分歧，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传记也不忘记下这一笔：江一真驾鹤西行时，家属遵其遗言不作遗体告别，只在火化前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了一个小范围的送别式，许多老同志闻讯而来，叶飞也主动前来为老战友送最后一程。
关于叶飞在江魏问题上之所以犯错误的原因，传记引原省委书记林一心话说：“我不认为叶飞是有意整江魏，他与江魏过去并不认识，既无宿怨，也没有私仇。他不过是随大流。不跟着反也不行，而且当时会上几乎完全一边倒，有几个人头脑不会发热呀！举国上下此起彼伏的各种运动，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叶飞难免眼花缭乱，即使有火眼金睛，在紧箍咒下也只能看错。搞运动既非叶飞的初衷也非长项。”
在河北省工作时的省委常委之间的矛盾亦可作如是观。当然，文革中与四人帮的斗争另当别论，那是法制与犯罪的斗争。
窃以为，该传记这一党内路线斗争、特别是中下层路线斗争的表现模式堪为治党史者法。
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江一真一生求真，一生心系天下苍生，一生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奋斗，于先贤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责任编辑 萧徐）
梁启超眼中的李鸿章——重读《李鸿章传》·章立凡
无论生前身后，李鸿章都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上中学的年代，历史老师口中的“大汉奸、卖国贼李鸿章”，至今言犹在耳。二十多年前读到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传》，正值国家改革开放之初，顿觉耳目一新，感到此传对洋务运动及李鸿章其人，有着不同以往的全新视角。细品之，则非梁任公之视角“不同以往”，乃敝人受哺狼奶多年，有幸恢复了人类的独立思考而已。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重读此传，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维新派眼中之洋务派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两月，心力交瘁的李鸿章溘然辞世；近两个月后，流亡海外三年的梁启超完成了这篇传记。是年二十九岁的梁氏，以通缉在案的维新派流亡领袖身份，为七十八岁的在朝洋务派领袖作传，其间大有深意焉。维新运动是洋务运动的继续，两者有着血脉上的传承关系，如果将洋务运动视为经济改革，则维新运动当然是政治改革。两者的失败皆有其历史之必然性。作者自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惺惺相惜之情与流亡臣子的孤愤，溢于言表，既悲逝者，亦是自悲。
这一年，梁启超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除撰写李鸿章的传记外，他还为老师康有为写了《南海康先生传》，并开始自号“饮冰子”。以“饮冰”自励，为洋务派和维新派的两位先进作传，可视为对1860年“自强运动”至庚子之变四十年间历史的冷静反思。梁氏视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故吾今此书，虽名之为‘同光以来大事记’可也”。
洋务派冀望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维护专制统治，改革以不触动封建制度为限，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技治主义”思维。对此，梁启超问道：“谓李鸿章真知洋务乎？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在历数李鸿章所办洋务各案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答案：
吾敢以一言武断之曰：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武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
尽管如此，梁启超仍认为：“李鸿章之识，固有远过于寻常人者矣”，他列举李氏奏折中对国家前途的种种深忧切虑，肯定“李鸿章固知今日为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固知狃于目前之不可以苟安，固尝有意于求后千百年安内制外之方，固知古方不以医新症，固知非变法维新，则战守皆不足恃，固知畛域不化，故习不除，则事无一可成，甚乃知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以中国之大，而永无自强自立之时”；同时，作者也指出了李氏的历史局限性：“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他批评李鸿章“不学无术”，未能利用其地位及影响力，推动历史潮流，叹息李氏“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倡导“作育新民”，以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为己任，这一任务历时百年仍未完成。历史常有轮回，当此“大国崛起”雄心万丈之际，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