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斩壹本绫嶂档姆ū摇Ｅ兹ヒ驯嶂档牟糠郑凰阋幌戮涂梢缘贸觯豆鄄臁返谖寰淼谝黄诘氖奂壅酆暇煞ū沂�450；000元，而第五卷十六期时折合成旧法币至少是9000；000元法币，也就是说，其“售价”是初创刊时售价的1800倍。
其实，《观察》在1948年冬停刊，还没有赶上金元券贬值最严重的时候。据历史研究，自金元券发行后不到十个月，发行总额达1；303；046亿元，比原规定的发行额20亿元增加六万五千余倍，物价比币改初期上涨一百七十万倍。解放前夕，上海银元一元可换金元券16亿，各地纷纷拒用，逐以银元代替流通。如果《观察》不停刊，其售价将会飚升到一个何等地步呢？！
1948年12月24日，《观察》被封，同人被捕，出版第五卷第十八期后停刊。其实此前储安平已预感到《观察》有被查封的危险，他在第四卷第二十期（1948。7。17）发表的《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文中指出：南京《新民报》已被“永久停刊”，政府不久即会指向《观察》及“真理社”这样的自由主义团体与报刊的。
《观察》1949年11月1日复刊，编辑部迁至北京，改为半月刊，开始了它的第二个阶段。这一次复刊是自1949年5月起就开始运筹谋划的。由于蒋介石政权的败局已定，加之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因而储安平对这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政权深感钦佩。储安平向中共提出复刊请求，经胡乔木、胡愈之、范长江、胡绳等人促成，周恩来批示，《观察》终于在北京重新面世。复刊后的《观察》的售价在半年里一度增至初始价的六倍，但随即回落。这从一方面表现出新政权对物价的稳定措施已初见成效。
但是此时的《观察》从作者到文风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复刊号“本社同人”的《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写道：“蒋介石这个法西斯大流氓，一意孤行，逞强作乱，撕毁政协，迫害民主。他只顾他一己的权势，无视国家的前途；纵容他的皇亲国舅，家奴党棍，到处搜刮，吸吮民脂，对于人民苦痛，漠无所动，还要昧尽天良，舔着美帝的屁股，残杀本国的人民，使人切齿痛恨。”这种革命话语恐怕绝非出自储安平之手。《观察》第六卷第二期（1949。11。16）开始增设“社论”，这一期上的社论是《师法十月革命的原则性——纪念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联合国大会上的斗争》等，让人觉得它已变成了一份“革命刊物”。另外，这一期上还有费孝通的《知识分子与政治学习》等文章，已初露“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先声。果然，第六卷第六期（1950。1。16）就有了焦孟甫的《论知识分子的改造》和费孝通的《什么叫搞通了思想》等文章。不仅如此，早在第六卷第四期（1949。12。16）就开设了“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专栏”，刊有社论《斯大林教导了我们》，另有编辑部文章《斯大林的生平》、郭沫若的诗歌《我向你高呼万岁》。郭沫若的诗写到：“斯大林元帅，你全人类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七十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此时的《观察》已不再是“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观察”，而变成了新政权的一面战旗，一面战鼓，一只号角。至1950年5月16日，《观察》出至第六卷第十四期，在封二上发表“改组声明”：“《观察》出版至本期止，即告结束。此后本社同人将加入新组织的《新观察》半月刊工作。”
《观察》的稿费及印张的增减
《观察》的稿费在三年里有过十余次提高，单从数额上看，共提高了近百倍。其中的主要原因绝非杂志高盈利的回报，不过是物价飞涨而随行就市罢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危机。但是，其稿费的提高速率却远远低于其售价的提高速率。
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稿酬了吧！可叹的是，这些稿酬连能否让作者借以糊口都谈不上，更难以作为“幸福生活”的参考指数。
面对困难，《观察》可以说做到了处心积虑、精打细算。一方面是开源。杂志广告渐少，就只有一再提高售价。另一方面是节流。比如第三卷第十七期（1947。12。20）的“编者报告”说，投稿者若要求退稿，则必须随稿附回寄信封及邮票；另外希望定户能寄还信袋，以便再利用。于此同时，杂志停止赠阅以减少开支；原来执行的“文到即付”稿费支付法也暂停……可见其运营资金已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
为了缩减开支，《观察》还通过减少印张来维持。实际上，《观察》自创刊起，纸张质量就远不如《新月》那样精美。但是套红、彩印、制图等技术的运用还是显示了十余年间的印刷技术的进步。但是为了节约开支，《观察》不得不将其印张由24页压至20页（第三卷第十八期，1947。12。27），再减到16页（第四卷第二十期，1948。7。17）、12页（第四卷第二十一期，1948。7。31）的最低印张——还不及其最盛时期的一半印张。在《观察》采取的措施中，还包括取消套色彩印，大量减少图片，以缩减制版费；及至最后阶段，杂志不得不取消了精印的封面（第五卷第九期，1948。10。23），印刷用纸降低为粗糙的再生纸，纸张上时有残存的字迹隐现……如果有人曾浏览过民国时期的报刊，就会发现，只有在抗战最严峻的1940年前后王平陵主编的《文艺月刊》中曾使用过类似劣等的纸张。
《观察》对于经济危机的文字记载
处于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观察》自然会多有抨击之声。
首先是读者来信反映了平民的抱怨。《观察》第三卷第十一期（1947。11。18）载读者来信《白报纸的浪费》，说“双十节”各报出特刊，卖不完的报纸“便卖给收旧报纸的人，拿去作为包花生米等用。听说一张整张而不破碎的旧报纸，即值四五百元。”一张报纸的“废品收购价”达到这样高的程度，足见其货币贬值的程度。第三卷第十四期（1947。11。29）载北平读者赵质君来信说：他在王府井一皮货商店里，见一贵妇人以七亿五千万元购买一貂皮大衣，开出三张支票。而赵质君的月薪刚上调至一百五十万元。要想买此大衣，不吃不喝也要四十一年零八个月才能凑足。感叹严寒袭来，穷人衣何在？第三卷第二十三期（1948。1。24）刊登《观察文摘》，其中有陆志韦的《今年的起码希望》，称当时的棒子面一万块钱一斤……从中不难看出民生的艰难。
其实抱怨物价飞涨的不仅是平民和小职员，即使大学教授这样的精英人群，也叫苦不迭。第四卷第四期（1948。3。20）载署名“光·谟”的《读者投书：武大两教授病逝》，文章写道：“编者先生：武大真不幸，最近连死了两个教授。一个是工学院的刘树桢教授，因为心脏病死于武大医院，临死时家里仅留有二十多万国币，但刘教授家里还留有一妻一儿二女，都是亟待救济的。假如不是武大师生的捐助，恐怕刘教授要光身人士。可怜！可痛！……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在一个正常的国度里，国宝人师，是多么令人尊敬，令人重视呵！可是时至今日，教授死了，如果没有穷学生们的捐助，便会光身入土，这个世界太惨酷了！中国人心太毒辣了！……唉！这是谁在作孽，谁的罪恶？”与上文联系，如果一万国币一斤棒子面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刘树桢教授死时，家里只有二十斤棒子面。随后，武汉大学教授袁昌英在《一颗微妙的心》（《观察》第四卷第七期，1948。4。10）中说：1937年“七七事变”前，一千八百元值一斤二两金子，而到了1948年，一斤二两金子只能买十来捆柴。第四卷第十八期（1948。6。26）又有武汉大学教授刘涤源的《物价狂涨！物价狂涨》一文；第四卷第十九期（1948。7。3）报道各地抢米风潮刮起；第四卷第二十期（1948。7。17）载笪移今的《物价涨风的新阶段》……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情形，恐怕只能说是“怨声载道”啦。
在艰难的时事中，创办一种严肃杂志无疑是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的。《观察》在创刊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其创刊号刊发的《我们的志趣和态度》就指出了这种困境：“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动荡，经济凋敞，整个社会，已步近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无不陷入苦闷忧惧之境。在这种局面之下，工商百业，俱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业所遇的困难，尤其一言难尽。言路狭窄，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