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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各业里创业和发展的资源及条件，应该大量开放给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垄断在政府手里、然后大量暗中输送到权势者亲友的手里。”
如果我们意识到上述忧思不是空穴来风，更非别有用心，那么，一些学者关于不要把提振经济完全押宝在扩大基础设施的投资上，不要将民众银行储蓄没完没了地注入国有垄断企业，金融政策重新向私营中小企业倾斜，开放教育、文化、艺术、传媒、卫生等行业的私营企业准入机会，更多地刺激民营企业投资而不是垄断国企低效投资，打破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壁垒，通过发放消费券甚至释出部分垄断国企股权平均分配给民众等方式，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这一类思考和建议，都是值得认真思考、严肃对待的课题。
在“文革”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时刻，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果敢地启动思想解放运动和中国改革进程；今天，在应对1929…1933年以来最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历史关口，同样需要思想解放、七嘴八舌、集思广益，让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和普通党员，党内和党外，对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挑战和深化改革的思路广泛建言、畅所欲言，并认真倾听国外有识之士的学术建议，借鉴国际组织和外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需要政府和民间双引擎，上下一心，形成合力。要真正把民间作为经济发展、利益协调的主体，在危机中政府这个权力主体与民间这个权利主体一定要顺畅沟通，共同发力，携手破解避免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的诸多难题。
经过30年经济改革和社会进步，中国民间蕴藏着极为丰厚的发展资源，共产党领导的强势政府采取充分发动民众的政策取向，就具备了抗御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底气。
经济危机是社会不稳定的预警信号
世界性的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说是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利用相对成熟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修复机制，在危机中率先脱险，还有可能把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美国债务的最大持有人中国，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搞不好也有可能翻船；说是机遇，在1929…1933年那一次世界危机中，成功摆脱危机的美国一举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头牌强国。
对于中国而言，目前面临的挑战是相当严峻的。且不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三，绝非30年前较小的经济规模可比，在庞大的基数上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更为困难；30年改革过程中绕过去的很多历史深层次问题，30年改革后产生的很多新的深层次矛盾，都在积累、发酵。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在经济危机中最容易发生社会不稳定。经济高速发展时，几乎所有社会群体都从发展中受益，区别只在于受益的多寡（贫富悬殊当然也是个严重问题），可谓GDP增长“一俊遮百丑”；但根据詹姆士·戴维斯的“J曲线理论”，人们的期望值容易被繁荣的经济鼓动得很高，一旦经济增长出现拐点，生活状况的改善难以满足人们的较高期望，社会上不满情绪便高涨起来。因此，动乱常常发生在长时期经济繁荣之后突然萧条的时候。2009年，经济下行可能还没触底，我们还要为GDP增长“保八”而奋斗，保持社会和谐尤其是政治稳定，与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同样重要。2009年这两个“稳”字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我们还需看到，经过30年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发生深刻变化。在经济领域，中国人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度。在消费者权利、物权、人身自由等方面，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复苏，公民维权行动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近两三年来，互联网的普及，增加了社会现实矛盾的能见度，网络舆论成为现阶段最现实也最具影响力的权力监督手段。这是改革30年在社会自由和民主化方面的重大成就！但是，问题也有它的另一面：社会透明度的增加，网络监督的抬头，必然要求形成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要求司法公正，要求廉政和依法行政，要求透明的公共财政，要求切实保障公众的政治参与。但正如党内外几乎一致的共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严重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特别是网民的参与意识越强烈，内心的被剥夺感也会越深刻。我们有必要重温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一段警世之言：“革命的发生并不总是由于萧条、衰退和条件恶化。一个习惯于忍受的民族，根本不知道有压迫的存在，而当这种压迫减轻了时，他们反而意识到了压迫，于是开始反叛。被革命摧毁的统治，往往就在它作出改进和改善的时候，往往就在它接受恶劣统治的教训的时候，往往就在它迈出改革第一步的时候，革命却发生了。”党领导中国已经进行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从过去大一统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引进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进行了邓小平所谓的“第二次革命”，釜底抽薪避免了另一种我们不愿看到的“革命”的发生；但要避免相当程度的社会动荡，还必须在中国改革前30年对我们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改进和改善”后，下大决心实施较为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
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滞后，将让中国社会，包括执政党，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这类话，党内外有识之士说了很多年，在世界金融危机蔓延的2009年，恐怕更不能视为危言耸听了。
中国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
深化改革，说来容易实行难。似乎上上下下各有苦衷，即使领导者个人意识到深化改革的紧迫性，一旦企图有所改弦更张，都有一种备受各方牵制的无力感。下一个30年，中国改革的动力何在？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势不可挡之际，用什么力量来化“危”为“机”？
从过去30年的经验来看，上述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官民互动、上下借力，共度时艰。中国改革的真正动力，源自执政党上层的政治胆识与民间力量的推动和强力支撑；化解经济危机的力量，除了党和政府的果断决策、坚强领导，还需要来自民间，要十分重视发掘和释放民间的经济社会能量。换言之，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阻力，是对民间改革动力的不信任、不鼓励甚至是压制；而所谓“新一轮解放思想”，最需要思想解放的，也不是民间不是百姓，而是缺乏远见更缺乏担当精神的官员。
在我们熟知的以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和若干个“一号文件”、“N号文件”构成的中国改革史之外，我们不妨再做一次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看看来自中国民间的力量，如何与励精图治的几代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上下呼应，江湖与庙堂联动，自下而上地瓦解了束缚经济发展的传统体制，松动、融化了被传统体制板结了的中国社会。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看民间的作用力：
一、中国民间“草根人物”的崛起，始终拥有要求改革、寻求发展、追求幸福的强烈意愿和无穷智慧
上一个30年，每一次改革面临重大进展，或是某个局部改革取得重要突破，几乎都循着这样一个线索展开：
——民间小人物“胆大妄为”的冒险“违规”，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得到开明地方领导干部的默许甚至鼓励，经由目光敏锐的媒体记者的报道，引发热烈讨论和争议，最终得到高层认可，推向全国，并以政策或法律将之制度化。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体制性探索，从涓涓细流到惊涛拍岸的市场化大潮，就是在民间草根阶层坚持不懈的拱动下，才得以最终完成。
农村改革序幕的拉开，始作俑者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他们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签下“大包干”生死状，并一举大获丰收，这点星星之火，才渐次燎原全国。而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城市化的推动者、托起“中国制造”奇迹的基石，更源自从乡村涌向城市、最初曾被党报称为“盲流”欲严厉禁绝、后来被称为“农民工”的“民工潮”。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冲决了旧有的土地制度、城乡户籍壁垒和工业农业的剪刀差。
工业方面，浙江萧山的鲁冠球悄悄办起的乡村小小农机厂，在财大气粗、包揽几乎所有资源的国营工业的夹缝中渐成气候。众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