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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解放区，我们有很多刚从前方回来的同志说，他们看到新解放区的群众的困苦，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因此，我们老解放区有义务支援新解放区，首先是食粮、棉花，需要从我们老解放区运去，有些老太、老翁拿到我们的棉花就笑了，因为他们已经七八年没有看到这样多的新棉花了，日本鬼子给他们配给的棉花只有几两、布几尺、火柴几根，群众全年生产的东西，被日本人全部拿去，然后再由日本人给你配给。我们延安的文学家萧三同志，他在张家口、凉城参加一个群众大会，这个大会就是斗争过去的配给主任。这个主任原来是一个大土豪劣绅，家有很多钱，他当了配给主任，又搜刮了人民许多钱。在这个斗争会上，有个老头子拄着一根棍，首先上前把这个配给主任打了几十棍，然后转过身来说：我的财产都被他搞去了，他们不给我配给别的，给我配给了七个小便夜壶，这夜壶我能吃吗？新解放区有许多人没有饭吃，需要我们救济。
绥远有三多：第一是鸦片多。很小娃娃一病了给他喷上两口鸦片烟，就不哭了。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抽鸦片烟，一进他们家就尽是鸦片烟味。第二是土匪多。其他地方土匪我也见过。但没有像这里的那样野蛮，有的在冬天把你全身的衣服都扒光，一直把你冻死。有些土匪你叫他当兵他很高兴，看起来像很革命，可是入伍后，他把你的枪拿去骑着光脊背的马就跑了。第三是梅毒多。以上这些说明，新老解放区的区别是很大的。过去我们说一百人养一个人是养得起，今天在新解放区说来就值得考虑，在《流亡三部曲》上唱过东北有“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现在东北也很苦了，日本人一“配给”就配给完了。
我到了国民党的收复区——北平。北平在日本投降时有一百八十几万人口，现在只有一百六十万，有二十多万人跑到我们解放区了。现在北平还有些大官僚们对我们不满，他们说我们解放区搞减租减息不好。这些穿狐皮袍子的人只是极少数，他们反对我们是不足为怪的，否则就无所谓阶级斗争了。北平有二十几万人跑到了解放区，因为那里生活很困难。在北平买一斤白面的钱，到张家口可以买三斤；在张家口买三斤小米的钱，到北平也只能买到一斤。张家口还向北平、天津运食糖。有几位从北平来解放区的同志家里过去相当富裕，现在连棒子面窝窝头也吃不饱。我在北平时，曾去过颐和园，看到辅仁大学②的学生穿得很不好，他们烧的柴在山上拾，吃的是窝窝头。老百姓都是愁眉苦脸的。过阴历正月十五时，我到了张家口，看到的则是另一种情景。在城内外五十里的范围内，老百姓兴高采烈地放着烟火爆竹，特别是城内有几万群众抬着毛主席像，有的踩着高跷扭秧歌，有的耍狮子、舞龙灯，在大街上游行，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群众说：“这是我们八年来第一次过这样愉快的元宵节。”
再说傅作义部队的情况。平常听说他们的装备有多么好，每人都有皮大衣、皮帽子，但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在卓资山战斗中捉到的俘虏看，他们士兵穿着破棉衣，有的上衣露着花，下衣露着肉，也没有大衣，敌人士兵都说我军的服装比他们好。我在北平时也看到了一些蒋介石的美械化军队，士兵的脸上没有血色，都像害了几个月的大病。
（二）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问题。今天，我们对陕甘宁边区的作用应该有个很好的估计：它支持了前方的抗战，成了全国各解放区自立更生的模范。在抗日战争中，如果边区不发展生产，依靠各个根据地支援，那么群众的生活不会改善，部队的生活也不会改善，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也不会罢休，纵然罢休也不会这样快。如果我们光有一般号召，而无具体措施，不但生产运动搞不起来，而且生产的劲头也不会大，效果也不会好。所以，我们先从边区做起，待取得经验之后，前方再跟着做。比如吴满有运动，深耕细作，军队帮助人民……等，这样就推动了前后方的生产，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对共产党就没有怨言。部队生活改善，就能一心打仗。所以，边区的生产对前方有很大的帮助，为他们作出了自立更生的榜样，这种帮助要比给几十万元的经费都强。
此外，各根据地还派很多干部到延安来学习，学完后，他们把在延安学到的东西带回去。今天到华北和东北各地的大批干部，都是从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和自然科学院等院校培养出采的，有的担任了很重要的职务。
边区部队掀起的练兵运动，大大的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后来这些部队陆续的派到了前方。首先出去的是三五九旅③，第二批由戴季英带到河南④，第三批是七一八团⑤……。从边区出去的部队数量相当大，除少数部队出去后组织纪律不够好外，绝大多数部队表现很好。王震带出去的这支部队，从陕西经山西、河南、湖北、湖南，一直到了广东省的边上。敌人派很多部队去堵截他们，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发展壮大了，现在他们又回到了湖北。以上事实证明，部队经过练兵再出去打仗，对提高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
最近，我看到晋西两个旅反映的材料，有少数同志存有升官发财、住洋房、坐小汽车的思想，所以他们说边区不好，要出去。我想提醒这些同志注意，不要以为现在已经天下太平，就可以享乐了！
第二个问题是政治和军事问题：
边区的干部对群众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和推动作用，这是很显著的事实。这里，我想讲一下政治和军事的关系问题，如果政治问题解决不好，军事上也不能取得多少成绩。
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是属于一个区域，这次边区开了政治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比如过去战士请假时要给他跟“特务员”⑥，因此他们不满意。现在我们就号召，谁要请假，谁就可以请假回去。事实证明，请假的战士，没有一个逃跑的，没有请假的战士则有逃跑的。有一个警卫班长，请假回家后，发现地方干部损害了他家庭的合法利益，他不发脾气，也不骂人，找地方党组织反映情况，摆事实，讲道理，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我们边区的练兵运动，不仅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而且在政治上对于改善军民关系也有很大的作用。因为在练兵中把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联系起来了，从而使边区部队的政治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看了陕甘宁边区、晋西北、晋察冀三个根据地的部队。它们都跟我在一块打过仗。这些部队的战斗力比大革命时期的“铁军”⑦强，因为现在我们部队的装备比那时好，比如重机关枪、炮、掷弹筒等装备要比大革命时期的“铁军”多得多。加之现在我们部队的技术战术也比那个时候高，所以据我看，今天我们部队的战斗力要比大革命时强得多，如果那个时候称“铁军”，那么我们现在就是“钢军”。无论我们是一个连、一个营去守一个村庄，尽管敌人有飞机大炮，我军一定能把进攻之敌打垮，取得最后的胜利。比如有一次在同傅作义的部队作战中，敌人的装甲车、坦克已接近我军阵地，我们还不打，直到敌人到了跟前，才突然用手榴弹和刺刀与敌拼杀，一下子把敌人打垮了。边区的练兵运动，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对晋西北和晋察冀的部队也有很大影响。今天，我们的部队既能守又能攻。这次我们攻打归绥和包头，并不是我们的军队不能打仗，如果不犯错误，我们是可以打下的。第一次攻打包头，攻进了大半，缴了敌人许多枪炮，但我们进攻的部队兵力不足，名义上是两个团，实际上不足两个营，敌我的兵力对比，我军处于劣势。第二次攻打包头时，我亲自参加了。时值隆冬天气，我们的部队仍穿着单衣、戴着单帽子，但作战非常勇敢，如果后勤供应保障得好，包头是可以打下来的。所以，我认为边区的练兵运动，第一是使部队的政治工作发生了重大变化，丢掉了过去的形式主义，重新把毛主席正确的政治工作方法在部队中得到了贯彻。第二是在军事上，使战术技术水平达到了能攻能守，守能守得住，攻能攻得破。例如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时以前的集宁战役⑧，敌人的兵力比我们多，工事也修得比较坚固，但我们还是把它攻下来了，取得了毙俘敌三千余人的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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