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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的联想。
在试图达到全书前后一致时，编者所面临的是一种两难的处境。中国的
官衔没有系统性，所以不可能总是用同一个英文译名来表示同一个中国的名
词而同时又指出级别或关系的实质。此外，由于前汉和后汉官署的职能有了
变化而又没有改变它们的名称，有时对前汉和后汉所用的同一个中国名称宁
可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在另一方面，少数官衔的名称变了，但它在官僚
等级制中的职能或地位未变。在这种情况下，就使用同一个英译名（例如，
奉常和太常都译成 ｓｕｐｅｒｉｎｔｅｎｄｅｎｔ ｏｆ 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ａｌ；大农林和大司农都译成
ｓｕｐｅｒｉｎｔｅｎｄ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技术名词
① 雷夫？德克雷斯皮尼：《西汉的官衔》（堪培拉，1967）。
② 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1980）。
鉴于本书的有些作者在表达时的习惯用法，我们编者在某些名词的使用
方面并不硬求完全统一。因此，有的作者把“五行”译成 Ｆ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有的作者则译成 Ｆｉｖｅ Ｐｈａｓｅｓ。我们认为应该不予更动，这样每位作者可以
使用他或她认为能更确切地表达原来概念的思想的一个名词。
日期
以常用的方式按照仿佛已经传入的西方历法中相应的日期来换算日期。①
在有些情况下，精确地提供这些日期是可能和可取的；但在更多的情况下，
特别是在前汉，主要的史料只记录到月份。由于秦、汉使用的历法是颛顼历，
中国年份中的月与西方阳历的月不能完全一致。中国的年份与西方的年份也
不能完全相符。由于中国年以何时为岁首所引起的变化，这种情况就进一步
复杂化了。例如，在公元前 １０５ 年之前，阴历十月被视为一年之始；从此以
后（除了公元 ９ 至 ２３ 年），把十月为岁首改为以正月为岁首。结果，读者应
该意识到，乍一看在前汉的第一个世纪可能出现一些奇怪的反常现象；例如
某一年 １ 至 ９ 月的事件实际上在所记载的 １０ 至 １２ 月的事件之后。
度量衡
中国的单位一般折成米制列出，但如果有意义，就把这些单位保留在文
中（如在第 １０ 章）。关于考古发现的参考材料，衡量的单位以见于发掘报告
的米制形式列出。汉代度量衡及其相应的米制单位单独列出于后。
地图
本卷的地图（除毕汉斯教授以前发表的地图 １０ 和 １１ 外）都是根据中国
最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２ 卷（上海，１９７５ 年）中的历史地图绘制的。
这些地图再现了秦汉时代的海岸线和排水系统，并且显示了分别提供公元 ２
年和 １４０ 年地方行政情况的《汉书》和《后汉书》地理志中所列的行政中心。
这些地图显示的行政疆域是大致的情况，可是似乎将来不可能再绘制更精确
的地图。但是这部地图集显示的汉代版图的外沿边界肯定是夸大了的，所以
我们采用了更加现实的国界。但是应该记住，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外沿边界，
所表示的边界不过是汉朝领土主权界限的大致情况。我们还沿用这部地图集
所显示的秦汉时代长城的界线，虽然还有别人绘制的一些地图。一张精确的
地图要等到进行更详尽的考古调查以后才能完成。
地名
秦汉时期的地名用威妥玛－翟理思拼音法拼音，并在音节中间加连字号
（例如河南以 Ｈｏ－ｎａｎ 表示）。现代地名的音节中间则无连字号，某些省份
和有名的城市使用普遍承认的邮政拼音表示（例如河南、四川和北京分别写
① 关于日期的换算表，读者可参见以下的这类著作：P。奥昂：《中国和欧洲年月的换算》（上海，1910）；
陈垣：《二十史朔闰表》（1925；1956 年北京再版），董作宾：《中国历史年代表》（香港，1960）。
成 Ｈｏｎａｎ，Ｓｚｅｃｈｗａｎ 和 Ｐｅｋｉｎｇ）。
史料的参考
本卷的附注打算在适当的地方引导读者去注意主要的史料；如果可能，
还附有这个史料西方译文的参考材料。此外，脚注引了所讨论题目的主要的
辅助研究著作。脚注还请读者参看本卷其他章节的与所讨论的问题有关的部
分。
在引用主要史料时，编者们按照以下的指导原则处理。虽然他们没有为
所提到的每个事实或每个事件引证出处，但他们力图对重要事态发展不厌其
烦地提供这种材料，以使读者了解正史中对某个事件的叙述。
对前汉的第一个世纪，两部正史经常包括完全一样或几乎一样的文字。
虽然没有处处都提供《史记》和《汉书》的出处，但书中提供足够的讯息使
读者能去参考两部正史中的每一种。如果某一卷已经出有译文，编者们举出
译文所用的史料来源（例如，参考材料一般提《汉书》卷二四和斯旺的译文，
而不引《史记》卷三十）。此外，有时优先用《汉书》是出于两个原因。首
先，《汉书》中卷的安排和结尾有时比《史记》中相应的卷更加完整和明确
（例如，《汉书》的卷六一和卷九六比《史记》的卷一二三用起来更顺手一
些。）其次，由于《史记》的记述结束于公元前 １００ 年以后不久，集中使用
《汉书》似乎是可取的，因为一个贯穿于整个前汉的题目就可以根据同一种
史料进行研究（如《汉书》卷十三至十九的世系表）。
上面所指的正史是近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虽然编者们意识到
常常可以优先使用注释更加丰富的版本（因为它们可以提供更多的材料），
但他们相信，读者们参考这些标点本更为有用，因为它们对那些希望由此进
一步参考象泷川龟太郎或王先谦等人的校勘本的人来说比较容易。《后汉书》
的卷数为标点本和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的卷数。《续汉志》的卷数另注
以“志”的字样，以示区别。
除了秦汉史某些方面的专著外，还有大量论述秦汉史各个方面的学术论
文。由于试图列出所有这些著作的全面的书目过分麻烦，本卷参考书目所列
的著作和论文仅限于各该章脚注中所引的图书和论文。
鸣谢
我们编者乐于借此机会向本书的几位作者表示感谢，因为他们进行了亲
密和严谨的合作并耐心地等待他们劳动的最后成果。编者们特别要感谢他们
的批判性的评论和意见。编者们还要感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毓铨教授的
善意帮助，他仔细地阅读了本卷的前半部草稿，并提出了许多已经在文中采
纳的改进意见。编者们还希望对下列几位助手表示最热诚的谢意。如果没有
他们的帮助，本书就不会完成：史蒂夫？琼斯编制了译名对照索引；基思？黑
兹尔顿和斯科特？皮尔斯进行了最后的编辑和为印刷进行电脑排版。
编者们还要感谢全国人文科学基金、百事可乐基金会和小罗伯特？博林
先生等方面的慷慨——他（它）们的研究捐款和赠送，再加上普林斯顿大学
慷慨的支持，使本卷的出版成为可能。编者们还要感谢乔治？艾伦和昂温出
版社，因为它允许引用鲁惟一的《中国人的生死观》中的内容（第 ６４—６５、
４４—４７、 ８６ 和 １５０ 等页）。
崔瑞德
鲁惟一
总编辑序
当十多年前开始计划编写《剑桥中国史》时，本来当然打算从中国历史
的最早时期写起。但是，在我们着手写这部丛书的几年时期中，我们不论对
中国史前史的知识，或是对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时期的知识，都因大
量的考古发现而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始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而自 ７０ 年代以
来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势头。这一大批新材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史的看
法，而且至今还没有对这些新的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载作出任何普遍公认的
综合。尽管屡次作出努力，试图计划并写出能够总结我们的早期中国知识现
状的一卷或几卷著作，但事实证明现在尚不能做到这一点。很可能还需要 １０
年工夫，才能对所有的新发现进行可能有一定持久价值的综合。因此，出于
无奈，我们在编写《剑桥中国史》时就从秦汉这两个最早的帝国政体的建立
开始。我们知道，这样就要对前此一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前期在另外的时间
另作论述。我们同样知道，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