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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征讨和殖民联系起来进行讨论。公元前 ２１４ 年的一个事件似乎可以认为是
故意抑商的一个例子，据记载，商人是被政府放逐去参加征服和占领中国遥
远的南方的几类人之
《史记》卷六中缺乏经济材料的情况常常促使历史学家在其他方面寻求
零星的材料；例如，在汉代政治家和学者的言论中去寻找。但是，由于这些
人常常具有明显的反秦偏见，所以使用这些材料时应该特别慎重。①
② 何四维在其《汉代法律残简》（莱顿，1955）第 332 页中有稍有修改的译文。
① 见徐广在《史记》卷六第 251 页上的注。“自实”之意本身虽不明确，但与自汉至宋的许多时期所记载
的叙述类似的估计或自估的相似的用语相比，就可以理解了。见平中苓次：《中国古代的田制和税法》，
第 42—62 页。
① 公元前约 100 年汉儒董仲舒的言论是典型的，他十分武断地声称，“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
（《汉书》卷二四上，第 1137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182 页〕），“田租口赋，二十
其他标准化措施
前面已经指出商鞅对计量的精确性有兴趣，也指出了类似的兴趣在出土
的法律材料中已得到证实。所以，与法律和文字一起，公元前 ２２１ 年秦在全
帝国实行衡器和量器的标准化是不足为奇的。前面已经提请注意的残存的
升，表明它们与商鞅时代的衡量器皿大小一样或实际上相同。除了这个升的
一面原来的铭文记有商鞅的名字和相当于公元前 ３４４ 年的日期外，它的底部
还加刻了其日期为公元前 ２２１ 年的铭文，并阐明了秦始皇使量器标准化的政
策。这只是已经发现的分布范围在广的秦帝国的几件量器和衡器之一——至
少有一件远在今东北的吉林省，在秦代，那里很可能位于帝国的政治版图之
外。
另一项是金属货币的标准化。这项改革并非始于商鞅，因为据《史记》
记载，在公元前 ３３６ 年，即商鞅死后两年，秦才开始流通金属货币。在这时
和更早以前，大小、形状和面值不同的钱币已在不同国家流通，其中有刀币、
镈币和蚁鼻钱。秦本身新发行的通货有中有方孔的常见的圆币，这种形式在
今后的两千年一直是中国钱币的标准形式。《汉书？食货志》详细地叙述了
秦的改革：②“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
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臧，不为币。”
最后，应该提出一个颇具现代色彩的改革。这就是公元前 ２２１ 年制定的
车辆的标准轨距，这样车辆的轮子无疑就可以适合全国道路的车辙。在中国
西北的大片土地上，纵横穿越的道路深受厚层松软黄土侵蚀之害，对任何熟
悉这种情况的人来说，这项改革的意义是一清二楚的。有人计算，战车车轮
的轨距从商代起，逐渐从现代的 ７．０７ 英尺变窄到战国时期的 ５．４１ 英尺或以
下，最后窄到西汉时期的 ４．９２ 英尺（从发掘的同时代的国都长安的正城门遗
址可以看出）。最后的数字接近于用于现代铁路的轨距 ４．７１ 英尺。（在古代
的西方，车的轨距一般地说有更加狭窄的倾向。例如，对罗马时代不列颠的
有些道路上车辙的测量表明，轨距在 ４．５０ 至 ４．８３ 英尺之间。）①
道路、城墙和宫殿②
在帝国以前的中国，由农民履行的徭役在传统上已经是营造城墙、道路、
河渠、宫殿和其他公共工程的主要手段；同时，农民还有服兵役的义务。随
着秦的统一天下，以远为巨大的规模组织这类劳役就有了可能。此外，为了
劳动和军事目的，还广泛地使用犯人和其他受歧视的集团以补农民劳役的不
足。这一切导致了下面将要讨论的巨大建筑、军事征讨和移民。
从公元前 ２２０ 年开始，建造了以咸阳为中心呈一巨大弧形向北面、东北、
东面和东南辐射的一批称为驰道的帝国公路；少数几条主要道路远及偏远的
倍于古”。
② 《汉书》卷二四下，第 1152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 228—229 页，译文有改动）。
① 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 4 卷，第 3 部分，第 5 — 6 页注 d。
② 这一节广泛地利用了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第 4 卷第 3 部分第 1—16 页和第 47—55 页中关于道路和长
城的材料。
西边，因为咸阳在帝国西部边缘附近。根据一份后世的材料，这些公路之宽
合 ５０ 步，路两旁植树的间隔为 ３０ 尺。前一个数字相当于近 ７０ 米，显然太宽，
可能是文字有误。（这个问题将言附录 ３ 中进一步讨论。）
从公元前 ２１２ 年起，帝国最重要的将军蒙恬奉命建造名为直道的一条南
北向的主要大路。它起于咸阳之北不远的秦皇夏宫云阳，朝北进入鄂尔多斯
沙漠，然后跨越黄河的北部大弯道，最后止于九原（现今内蒙古境内包头之
西约 １００ 英里的五原），总长约 ８００ 公里（约 ５００ 英里或 １８００ 秦里）。秦始
皇在公元前 ２１０ 年死时直道尚未完成。残址至今犹存，许多地方与大致沿同
一路线的一条现代道路平行。在其地形多山的南部，旧路一般只有约 ５ 米宽，
但在北部平坦的草原上，有的地方宽达 ２４ 米。①
一个必定是非常粗略的估计得出秦帝国公路的总长度约为 ６８００ 公里
（４２５０ 英里）。据吉本的估计，约公元 １５０ 年，从苏格兰的安东尼努斯城墙
至罗马，再至耶路撒冷的罗马道路系统的总长度为 ３７４０ 英里（５９８４ 公里），
两者可以互相对照。在汉代，随着帝国的扩张，秦的道路系统大为扩大，但
从公元 ３ 世纪起，中国与罗马一样，道路也损坏了。在中国，除去政治因素，
这部分地可能是由于水路交通有了巨大发展，特别在华中更是如此。
当然，远为突出的是筑造长城。象直道那样，这也是蒙恬的成就。从公
元前 ２２１ 年起，在长达十多年的期间，他号召 ３０ 万人，不但征讨北方的戎翟，
而且建造长城和直道。②考虑到长城的宏伟，《史记》的记载（在蒙恬传中）
却是极为漫不经心和简略的：①“［蒙恬］……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
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黄］河，据阳山，逶蛇而北。”
在其他早期的史料中缺乏蒙恬筑城的任何详细记载，这使人们不能确定
长城是否事实上真象文中断言的不间断地延伸万余里（近 ４１００ 公里或 ２６００
英里）。但还有两个进一步的考虑值得一提，一个考虑是今天存在的长城（其
几个主段，而不是它的几个弯段），据估计总长度为 ３４４０ 公里，或 ２１５０ 英
里。这当然大大少于文中所称的蒙恬筑城的长度。第二个考虑是《史记》的
这段叙述中关键的字是“万”。这个字有时在《史记》的其他地方及其他早
期文字中也碰到过，从这些文字的上下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此字的使用是
比喻性的，而不是表示字面的意义。在这类段落中，“万”似乎不再指确切
的数字。相反，它应被理解为一个象征性的数字，用来表示一个很大的、但
不确定的数字或数量。这种用法的例子将在附录 ３ 中讨论。我们认为，除了
这些例子，还应加上《史记》的这段文字中出现的“万”字的例子。
由此得出的最后结论——虽然远不是定论，但似乎是很可信的——是，
蒙恬筑的城很可能短于《史记》中的“万余里”之所指。另外，我们认为，
在缺乏充分材料的情况下，妄加猜测是不明智的。也许有朝一日考古学会解
① 关于附有很不清楚的图片的此路的报道，见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载《文物》，1975。10，
第 44—45 页。
② 蒙恬传记载于《史记》卷八八，卜德的《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第 53—67 页有译文及讨论。
在《史记》卷六中，长城只在前 213 年被提到一次（第 253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 2 卷，第 169
页＇），但不说也能明白，修筑长城需要的时间必定长得多。
① 《史记》卷八八，第 2565 页（卜德：《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第 54 页）。临洮即今甘
肃省的岷县，在西安之西约 300 英里，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