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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们只有大动干戈，自带所有的东西了。吉多，你看我们带谁去，带什么去？”
“越省力越好。”他咬了咬牙齿，“能行吗？”
“不一定。”我扭头问阿洛，“你能查到船只的物品清单吗？”
“我以前从没干过这事，你想查什么？”
“我想要1975年包贡到达美国时乘坐船只的名字、船员和其他旅客的名字，以及船上的货物清单。能找到船长的航海日志更好，你觉得行吗？”
他挺起胸脯，以一种骄做自负的口吻问：“什么时候要？”好像任何困难对他来说都不成问题。
“我现在就要。那样就不必到蒙特利尔去了。”
“好吧，就现在，先得打几个电话。”他关上计算机——会议算是结束了，“回头跟你联系，亲爱的。”
兰娜的脸涨得通红：因为气愤，懊恼？也许都有。阿洛显然准备出发了，因为他现在有任务在身。
阿洛是情场老手，但我知道他现在并不轻松。从兰娜明显的表现来看，阿洛被体面地“放走”是完全可能的。那天下午，可怜的兰娜将不会得到她想要的东西。所以我有种预感：她会从严格控制经费方面来报复我的。
阿洛在收拾他的设备，我拿起桌上的电话打给芬吉，要她查一查航班，并为我想出一支可以跟我去蒙特利尔的主力军来。她有点为难，但还是答应马上去办。
我挂断电话，发现兰娜正盯着我。她冷冷地问：“这次出去要花多少钱？”
“我会与当地的审计人员好好合作。保证想方设法给你省钱。”
她支吾了两声，没说出什么来，然后把注意力又放回到阿洛身上。放他走之前，兰娜又给他拍了一个镜头。我和吉多离开的时候，兰娜和阿洛还在会议室里。
吉多按了电梯按钮：“当真要去蒙特利尔？”
“我们先看看阿洛能搞出点什么名堂来吧。如果我们要从包贡这事儿入手，我倒是真想见见蒙特利尔那个画廊老板。他接受了几件珍贵的亚洲雕刻，出处不明，我想知道他和谁谈过话；那几件东西全是阮凯家的。他从国际刑警组织的赃物清单上发现了它们，而国际刑警组织已经找到了阮凯。”
“现在是二月份。”吉多为我开着电梯门，“你知道蒙特利尔的二月是什么天气吗？”
“很冷，吉多，”我说，“蒙特利尔非常冷。”
当我坐在办公桌前准备回一些电话的时候，已经差不多5点钟了。
孩子们——女儿凯茜、21岁的儿子迈克尔——告诉我他们先出去吃比萨饼，然后迈克尔带凯茜去学校的图书馆帮她完成一个课题。他们说大概10点钟才回家。而且他们谁也没和麦克通过信儿。
我给警署打电话，他们告诉我麦克到现场去了。
于是我呼了麦克，留下的信息是4—4——我们互相问候的密码。大约半小时后我的事差不多处理了一半了，麦克打来了电话。
“你还好吗？”他问道。不是平时那种几乎格式化的问候，倒是一个充满了关心与焦虑的语气。
“该下班了。”我说，“我很好。”
“要我来接你吗？”
“不用。我有点累，但还过得去。孩子们出去了，妈妈今天一整天也和朋友出去了，所以，如果家里没人的话，我想在这儿再多待会儿，等到不堵车了，我再回去。”
“你妈妈出去了？那你的鸡汤怎么办？”
“妈妈不是个小题大作的人，我自己也不希望人家那样对我，她已经给我做了足可以喝两天的鸡汤。做完今早的燕麦粥她也该去休息休息了。现在她在植物园，和朋友在一起，看看花草，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我可以从佩德罗的案子里抽出点时间来陪陪你。我正在等一个证人的母亲，她不来的话，我们不能询问那孩子。她的孩子因涉嫌谋杀被关在警察局。这案子着实令我头疼，玛吉。”麦克语调沉重，因为他马上就要退休了。“我的最后一个案子竟然是这样的，这可不是我所希望的。这些日子以来我一直在问自己，这年头儿到底是怎么了？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街上抓坏蛋以保证孩子们安全成长，结果呢？结果是我们自己倒不安全了，而危险的源头正是现在的孩子们！”
“你太累了，麦克。让那个母亲明早再来，我们俩回家安安静静地过一晚上，好不好？”
“我倒希望这样。”他清了清嗓子，“我不该听你的话打消了这个星期申请度假的念头。如果我去度假了，就会有别人来接这件案子，而我还是继续办那件掘墓案。知道吗？墓地的主人把旧坟挖掉再把地卖出去。这案子的确有点古怪，但它不涉及杀人。我们要做的只是在他挖出一堆堆的白骨时，把他当场抓住，公布于众，然后结案。”
“你要度假并不需要我批准。”我说。
“可如果我留在家里，而你在上班，那又有什么意思？”
我打断他：“不久前我打电话给你，你还在话筒里为我唱歌来着。”
“我现在可没那心情了。如果那个母亲出现，我可能会大半夜都待在这儿，审问那个14岁的女孩为什么要参与佩德罗一案，那家伙只不过是想去找个小婊子消遣一下而已。”
“麦克！”
“别企图阻止我，我们并不是在污辱一个纯洁的小姑娘。她已经有两次卖淫记录在案了，并且有了孩子。”
“可她也是个孩子，麦克。”
“她是个小妓女！我一点都不因为她只有14岁而心软。她14岁的生命中有一半时间是在做坏事。佩德罗根本不是她的第一个牺牲品。我只是希望法官好好看看她的档案，让我们把她当做一个成人来对待。”
这下我无话可说了。
“你不了解现在外面的世界，玛吉。”
“我当然了解。”
这次轮到他沉默了。
“今晚整晚上都没有人在家，所以我打电话给你。”我说。
“对不起，可我实在走不开。如果你不想一个人待着，也许吉多……”
“你搞错了！我说的是家里没人，麦克。多难得的机会，我们可以在房子附近散散步、练练拳击、打打台球什么的。”
“打台球，嗯？”
“是啊，消遣一下。”
我听见他用铅笔敲桌面的声音，这表明他正在思考。我给他时间去想。他终于说话了：“你能开车到这儿来吗？我们可以去吃晚饭，直到人家关门。我带了呼机。”
“我这就去。”
芬吉把头伸进来：“你爸爸的电话，在二线。”
我告诉麦克我一小时内到，然后去接二线电话。
“爸爸？”我问，“你没事吧？”
“我很好。”他的声音听起来也的确如此。
“那您有什么事儿？”我问。
“很糟糕，亲爱的。”他说，“我今天下午接到了你旧金山的邻居杰理的电话，说那个房地产商……”
“他好吗？”
“他很好，他说他又被委托了一项任务。”爸爸说到这儿打住了，故意引我发问。
“什么？”
“玛吉，有人想买你在旧金山的房子……”
在电视台，我整天就是这样忙碌着。
3
每个工作日结束，那些往返两地的上班族离开洛杉矶商业中心的办公大楼之后，另一帮人便会从阴影里走出来“占领”它。他们是一些酒鬼、吸毒者和四处流浪的疯子。他们带着装在棕色纸袋里的瓶子，把被子背在身上，“宣布”市民中心大楼的这块草地和人行道为其所有，在上面恣意妄为。
我就是在这个“换班”时刻来到市中心的。这时，那些上夜班的人和无家可归者几乎占据了整个人行道。一个小时之后，这些人都将“消失”，这儿就将开始黑社会的嘉年华会。
我在小东京下了车，穿过第一大街走向警署——洛杉矶警察局那幢蓝色的办公大楼。里面的工作人员都叫它“玻璃房子”。这个绰号没有倾注人们丝毫的喜爱之情，也无所谓尊敬或者是恐惧。
警署大楼正在慢慢地下沉。二十余年的缺乏保养、连续的地震，再加上过度使用，使这个一度值得游览的大楼成了让市民们感到尴尬的地方。也许可以把它看做是这个城市状态的一个标志：在现实面前，人们不再愿意花费力气和金钱去保持所谓的脸面了。
一项新的决议说这幢大楼已无法修补，应该拆除。但与此同时，警察们却不得不凑合着仍旧在这里办公。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