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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姆是这么说的？”
“要么是丈夫骗我，要么是妻子骗你。”马雷诺像个孩子似地握紧拳头，揉揉困倦的双眼。“我开始以为是有人想骗取保险金，可后来档案里没发现有这样的声明。”
我想理清楚这些琐碎的细节，又问：“你刚才说，‘可能有这事吧’。什么意思？”
“你有证据证明阮凯家真发生过抢劫案吗？”
“没有。我只是听阮凯说有，而且我还看见她身上的伤痕。”
“伤痕，嗯？”马雷诺又在纸箱里翻找着什么。“怎么不能弄出伤痕来？你自己刚才就伤得不轻呢。”
“有人和米丹谈过吗？”
“我们还在找他，”马雷诺说，“今天一大早，他就不在旅馆房间里了，你想看看别人是怎么伤的吗？”
我眼前摆着一排刚刚排好的照片，拍的是案发的现场。左边第一张是一张脸部特写，这张脸只剩下一半。那人一双黑眼睛，左侧太阳穴的皮肉翻起，活像一个挤碎了的葡萄。下巴上伤得厉害，骨头都露出来了。剩下的部分没有半点血色，也看不出眉眼，已经一塌糊涂了。右脸被压扁了，一只眼睛瞪着，没有丝毫表情。
第二张上是一具没有头也没有手脚的尸体，上面清清楚楚地刻着车门的痕迹，好像有人用紫色的水笔画在这个可怜的家伙的胸前似的。一只没有伤的胳膊至少断了两处。头发没了，露出光秃秃的头皮。
“这人是那个叫阿尼·鲍尔斯的吗？”我问马雷诺。
“我正要问你呢。”
我看看利昂，他打着呼噜，睡得正香。我拿起马雷诺的钢笔在纸上写道：“他是让利昂用汽车压死的吗？”
马雷诺也看了看利昂，一丝笑容飞快一闪——利昂的确睡相不佳。他说：“只差一点儿就要他的命了。要是再晚一点，他的伤足以送他上西天。验尸官验出，他是让口径9毫米的手枪给打死的。”
我直起身子，坐了起来：“他是被人开枪打死的？是谁打死他的？”
马雷诺在照片里翻了翻，挑出一张来，看上去像一团柏油路上的泥巴：“子弹从脑袋后面射进去，开了个大洞。”
“没有人身上带枪。如果刀疤和多德两人谁带了的话，我应该早就感觉到了。”我吸了口气，仔细回忆着，“鲍尔斯自己又不会开枪打死自己。那还有谁呢？”
“反正你说的那个刀疤是不可能的。我们从你把他甩下车的地方找到了他。他现在躺在监狱拘留所的医院里，浑身都包扎着。你说的叫多德的人还没找到，不过他是逃不了的。”
“多德告诉过刀疤说鲍尔斯是他最得力的朋友。鲍尔斯被车撞倒的时候，多德看上去的确心疼得不得了。他是不会又返回去，把他这个最好的朋友打死的，你说呢？”
“你说呢？”
“可能是怕他受太多痛苦，就像打死受伤的动物那样？不过，我又觉得不大可能。如果多德有手枪，他为什么不开枪打死斯科蒂呢？这可比用小刀方便多了。”
“嗯哼？”马雷诺点着头，等我继续说下去。
“而且，如果他有枪，干嘛不在那儿就杀了我？他有的是机会开枪。”
“手枪的声音太大。”马雷诺拿起一根铅笔，在纸片上随便划着。“你想没想过，多德可能并不要你死？也可能不是他杀的斯科蒂？”
“可那四周围没有别人了。”我争辩着。
“你不是说有厨房的工人在那儿出现过吗？你能认出他们是谁吗？”
“我只听到他们的说话声，没看见他们的人。”
“他们是厨房里的工人，要知道，他们都有可能到那儿去。”
“说的没错。而且我也没看见是谁杀了斯科蒂。”
“你刚才说，那辆白色福特车开过来之前，你已经看不见斯科蒂了。可能在多德和他的朋友们到那以前，斯科蒂已经倒在路上了。”
“可是问隔时间那么短。”
“但确实存在这种可能。”
“刀疤对我说过一句奇怪的话。”我一边说，一边竭力回忆刀疤说的每一个字，“他说是我把这一切都搞砸了的，还说我得还他这笔账。”
“你把什么搞砸了？”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我把手臂交叉放在桌子上，头垂在上面。困倦、疲乏快把我折磨疯了。
“休息一会儿吧。”马雷诺说。
“好的。”我合上眼睛。
马雷诺翻了翻文件，我听见他把东西放回到纸箱里。然后他起身，走出这间宽大的会议厅。利昂的呼噜声变成一阵阵轻微的鼾声。
我不知道自己是真睡着了，还是在做梦，或者是继续回忆着发生过的一切。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马雷诺带我穿过一条漫长、阴森的走廊，来到县里的认尸所。我们在门外等着，直到验尸员把斯科蒂的尸体处理好后才进去。时间已经不早了，所有白天送来的死尸都冷冻在冰箱里了。可是我还是闻到一股异味。四周的墙壁和通风管道总弥漫着这种特别的味道。
在门厅绿色荧光灯那冷冷的灯光下，马雷诺的脸被照得惨白，他不断地问我：“你没事儿吧？”
我说“还好”。其实我感觉坏极了。
停尸房巨大的门打开了，斯科蒂躺在停尸床上被推到我们眼前。车床是纤维玻璃做的，而不是垫子。值班的老头叫利普斯基，他向马雷诺打招呼：“探长，这次自己带桶了吗？”
马雷诺立刻捂住嘴巴，似乎忍不住要吐了。
“夫人，离马雷诺远点。”利普斯基提醒我说，“他可是经常这样。”
斯科蒂被裹在一张厚重的塑料布中，当利普斯基把塑料布从他脸上拿开的时候，有人上前把尸床的支架放下来，使得床微微摇晃了几下，斯科蒂的尸体也随着前后晃了晃。就好像睡梦中的人被打扰了，动了动身子似的。马雷诺终于呕吐起来，他脸色铁青，伸手想扶住点什么，却错抓住斯科蒂的腿。他的手还没来得及从嘴上拿开就昏过去了，像一只沉甸甸的袋子一样栽倒在我脚下。
我很高兴能照顾马雷诺而不再看斯科蒂的尸体，再看下去，我自己也要崩溃了。
马雷诺醒过来，十分尴尬，他嘴里嘟嘟囔囔说着对不起，开着小玩笑。
“我已经看完了吧？”他说着，坐在地板上，背紧贴着墙壁，“想看的差不多都看了吧？”
利普斯基递给他一杯可乐饮料，拿他取乐：“看完了，马雷诺？你得一辈子看下去呢。这工作就像男女间的事一样，你让它弄得一团糟，还是忍不住要做的。”
马雷诺笑着说：“什么男女的事？我不记得了。”他说着朝我看了一眼。我身边就停放着前夫的尸体。马雷诺突然脸红了。
“对不起，”他很懊恼自己的举动，“我没有别的意思。”
斯科蒂看上去就像个蜡人。我在等马雷诺回会议厅时，把脸埋在胳膊时里，尽力想忘掉斯科蒂的那张脸。
真是不可思议，我和斯科蒂有过那么长时间的交往。一开始我们常常在床上翻云覆雨，快活极了。后来，我们的爱更深刻，更耐人寻味。我们不再那么多地纠缠在一起，但爱意却丝毫没有减弱。我回过头再看那段日子，总想回忆起从什么时候起，斯科蒂开始没完没了地忙碌并对我冷淡下来。我肯定，在搬到旧金山之前，我们的感情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
我想起有一个周末，当时我们刚买下旧金山那幢房子不久，我们两人一起收拾屋子。我在刮餐厅里的橡木墙围上斑斑点点的黑印。斯科蒂在地下室，不知在于什么。我们俩一个楼上，一个楼下，都各干各的，让我感觉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极不和谐了。
斯科蒂从不喜欢动手干点什么。他是个极端完美主义者，从不满意自己做的一切。“你别下来。”他干活之前就告诉过我。他不愿意我看到他大发脾气的样子。
不过我还是下楼去了。我借口要件什么东西用用，实际上，是想和他谈谈我们这所房子的押金问题，我们已经为这房子欠了不少钱。我已经决定要和斯科蒂离婚。我们一天到晚谁都见不到谁，这样的婚姻还有什么意思呢？
那天，当我走下地下室时，到处都找不着斯科蒂。后来我听到榔头敲击的声音。我大声喊他，他竟然是从墙壁的夹层里回答我的。没错，墙的夹层里面。
他出来时，兴高采烈，手舞足蹈，表情让我琢磨不透。一个多月了，我们一直没有过性生活，斯科蒂说他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