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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充分地肯定了十九世纪世界范围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他们对巴尔扎克、狄更斯、易卜生、托尔斯泰、马克·吐温等人的创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中国的鲁迅，在自己的创作中就曾吸收了许多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他对裴多菲、易卜生、托尔斯泰等人的认可，表明这些作家在中国的意义。鲁迅早期特别强调了对东欧弱小民族文学的介绍。在他看来，东欧等地区的反抗文学，对于正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中国人来说，意义重大。它不仅告诉人们怎样认识生活，同时也启示人们，怎样去改造生活。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这一点上的价值，是许多流派的文学所缺少的。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许多方面吸取并发扬了这一文化传统。
因此，可以说，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资本主义社会初期过程中，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精神产物。当社会进入到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并难以合理地调整社会秩序的时候，反抗就到来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严格地讲，是再现苦难、反抗苦难的文学。无论是欧洲还是北美洲，有良知的文人们，在面临社会重重危难的时候，是绝不闭着眼睛说话的。他们驱走了人间的天方夜谭，驱走了一切幻想给人带来的慰藉。伪饰被看穿了，欺骗被揭露了。他们或金刚怒目，或悲切哀怜；或忧郁彷徨，或冷如寒夜。易卜生的眼睛是不含沙子的，他对人性中可鄙的一面的审视，令人感到是那么寒彻，一切虚假的亮光，都会在他的冷峻的目光面前黯然失色；安徒生的精神是忧患和悲慨的，他在童话的世界里，向世人勾勒了人间的悲剧；马克·吐温是诙谐热情的，他的讽刺性的文字，其实容下了多少慨叹！现实主义文学使人警觉，它是活的人生的反射，是人类原我的复制。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价值走向上，实在是太相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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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人文主义所倡导的价值法则是十分认可的。他们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抽象的信条，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巴尔扎克以来的作家们，在理论上的建树，远不如德国古典哲学那么深厚，他们在理论上，似乎并未给人们带一多少新鲜的东西。但这些人的影响，并不逊色于那些思辨哲学家们，他们在作品中所提供的信息，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人文主义的理论。这里一个重要原因是，支配这些作家的并不仅仅是那些理论的演绎，而恰恰是生活。生活使他变得富有、充实。生活消解了他们理论上的缺陷。现实主义者们通过对现实关系的准确把握，自然而然地得出一种人生的结论，也许这些结论并不都具体地概括了生活的本质和生活的全部内涵，但它其中蕴藏的生活现象，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说明力。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生活的认识是复杂的，他们自己与现实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没有几位作家是当时政府的合作者，在政府与人民之间，他们站在了后者的一边。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是真正的贫民阶层了，他们对下层人民的看法，也有矛盾。有些作家在思想上，是地道的保守主义者，或者说是有明显缺点的人，但当他们全神贯注地描写生活时，他们笔下的一切同时也无情地粉碎了他们的梦想。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时，看到了这位作家思想倾向与写实精神的不同所带来的启示，他指出：“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的确，现实主义写作方法，虽然也受到作家倾向性的制约，但这种方法，对纠正艺术中的虚妄精神，作用甚大。托尔斯泰在认识论与方法论间的矛盾，也说明了这一点。文学创作既是再现生活的过程，也是审美体验过程。在体验过程中，人们有时处于理论无法操纵的状态。有些作家在如实地描写生活时，有时不自觉地否定了自己旧有的观点，生活的体验，使他们成了自己信念的背叛者。生活、观念、体验、在艺术中有着复杂的联系。在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那里，这些联系并不是和谐地揉在一起的，而是冲撞着，对立着。作家的思想与现实的矛盾越深，他分析现实的力量用得越大，那么作品就越有现实的价值。十九世纪的优秀文学，证明了这个道理。
怀疑精神和内在的心灵冲突，在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那里是普遍存在的。尽管他们遵守文学以生活的本身形式来表现生活，但在表现生活的同时，他们的精神往往是痛苦的。一方面，他们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先验理性是无法动摇的；另一方面，他们又感到生活的不确定性。生活可以粉碎一切既成的理论。因此，这些作家，一直在先验理性和实践的矛盾中苦苦挣扎着。先验理性告诉他们：生活应该是这样的。而实践却向他们说：生活本来不是这样的。这样，他们陷入了苦闷的大泽中。 《简·爱》的作者对生活的感悟，是悲凉森冷的，整个作品是在淡淡的神秘与哀戚中进行的。你从主人公生活的世界里，感受到的完全是冷意和孤寂。对作者而言，生活的确没有给人多少笑声。但是，在主人公的气质和追求中，你又不能不体味到这样的事实：人可以战胜苦难，只要你有信心，有毅力，有人格的独立性，就可以获得生存的力量。女主人公的形象里，寄托了作者许多的理想，这些理想，是先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它不会因个体的人的消失而消失。《战争与和平》的主旋律也是先验的，托尔斯泰从俄国进步青年那里，发堀了人的最宝贵的东西。在作者看来，这宝贵的东西不是稍纵即逝的，是人生之途上永恒的路标。当作者面临人间的不幸时，托尔斯泰不是在怀疑自己的信念，而是抱怨人们遗失了这一信念。因而，他的痛苦，是缘于价值的丧失，而不是对人的本性的失望。但是，也有另一类作家，他们尽管也是古典的人道主义者，不过，写作的动力不是因为自己的信仰，而是因为精神的苦恼。在许多作家中，悲观失望是大于一切的。像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马克·吐温，在晚年都曾流露出虚无的情绪。例如屠格涅夫，他在死前的几年里，曾写下了一些极其困惑、感伤的作品。在散文诗《世界的末日（一个梦）》、《对话》、《老人》、《夫巢》等作品里，绝望的情感是随处可见的。这种绝望感，与其说是对生活的失望，不如说是对自己曾钟情的理念的失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情感方式与精神状态，与某些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作家，的确是相距不远的。
不过，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并没有像后来的现代主义者那样，彻底地拔掉了人生之途的那座永恒的路标。在萨特、卡夫卡、加缪那里，先验理念被驱走了，人进入了荒原之中。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者们，在自己的天地里，还残存着一丝希望。他们是生活的批判者，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性王国的批判者。他们的批判生活的同时，尚无力彻底超越古典哲学的人文精神。但他们的艺术实践，的确为后来的现代主义的出现，做了精神上的准备。可以这样说，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思想方面和人的心灵的多分析方面，为二十世纪的哲学思潮和新的艺术思潮的发展，架设了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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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致地回顾二十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历程后，可以看到，这一文学思潮在内容和表现方式上，是丰富多彩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以来的作家，并不像古典主义艺术家那样呆板地恪守教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纲领和理论。勃兰兑斯先生在分析法国的文学时，曾把巴尔扎克看成浪漫派的作家；现代西方的学术界，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成存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