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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像托尔斯泰那样，无法控制自己在作品中的说教倾向，他把自己的倾向，统统掩埋在作品的细节里。小说《没意思的故事》、《第六病室》等，十分典型地表现了他精湛的现实主义手法。他从人物的特点。从故事的情节中，形象地写出社会的风貌，和人的心理状态。他不是以理性的独白取胜，而是以细节的真实取胜，许多作品达到了后人难以超越的高度。
《第六病室》在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表现方面，在契诃夫那里，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契诃夫把俄国社会看成一个精神的囚牢。正常的、有理性的人，竟被当成“疯子”关进病室之中，这个病态的、毫无人性的国度，把人的健全的情感，残酷地摧毁了。契诃夫用形象可感的细节，描绘了格罗莫夫和拉京的精神个性，这两个相反的艺术形象，都是苦难社会的受害者。社会给予他们的，最后都是些灰色的记忆。格罗莫夫是位头脑清醒的人，他自始至终是现存世界的否定者，当被关进病室中时，他也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格罗莫夫是俄国黑暗现实的见证人，从他的人道主义激情里，可以领略到契诃夫的正义的思想，这一形象，浓缩了俄国进步人士的精神面貌。拉京是一位不谙世理的人，他与格罗莫夫相反，对俄国冷酷的现实看得不清，甚至被假象所蒙蔽。但是生活最后还是处罚了他，他被撤了职，也被关进了疯人病室中。他事先所信抑的一切，被无情地粉碎了。契诃夫从两个不同人的不幸命运，向读者指出了俄国专制社会的不可救药性。这都作品以极细腻的手法、逼真的画面和某些略带象征性的背景，烘托出一个动人的精神主题。
契诃夫不仅小说写得好，剧本也有独创性。 《蠢货》、《求婚》、《结婚》、《纪念日》等，喜剧色彩很浓；而《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姐妹》、《樱桃园》等，和他的小说一样，在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中，表现出生活的诸多矛盾性。契诃夫对戏剧创作的贡献是重大的。有的文学史家指出：“他最重要的革新表现在剧本的取材和情节上。他从不靠杜撰离奇曲折的情节来追求 ‘舞台效果’，他只是描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平凡的现象中发掘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使剧本具有严肃和深刻和内容。这和他在小说题材方面的革新是一致的” （《俄国文学史》曹靖华主编）。
契诃夫的文学创作，对东西方的作家影响十分广泛。俄国后来小说、戏剧的发展，深深地印上他的某些痕迹。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契诃夫的艺术风格，影响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巴金在纪念契诃逝世五十周年时说道：“契诃夫写那种人物，写那种生活，写那种心情，写那种气氛，不是出于爱好，而是出于憎恶；不是为了欣赏，而是为了揭露；不是在原谅，而且在鞭挞。他写出丑恶的生活只是为了要人知道必须改变生活方式。他本来是医生，医生的职责是跟疾病作斗争，医生的职责是治好病人。作为作家，他的武器就是他的笔，他的药方就是他的作品。一个人倘使相信疾病是不可战胜的，他就不会去念医学。契诃夫的主人公常常是厌世主义者，可是他本人绝不是，而且恰恰相反，他相信进步，他相信美好的生活是可能的，而且一定会实现的……我们今天还需要他那枝笔，因为在我们这里今天还不能说已经完全看不到在他笔下出现过的人物。”巴金的感慨是真诚的。契诃夫对一切寻找自由的国度的人们，是有着不灭的魅力的。许多现实主义作家，都在契诃夫的作品中，获得精神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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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高尔基的出现，俄国文学在真正的意义上，出现了人民大众的文学。高尔基本人出身寒苦，他一生写下了大量底层人生活的作品，是人民苦难生活最深切的体验者。他不像以往那些作家，是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基础上，开始从事创作的。他一直在非人道的恶劣环境中长大，所以，他的生命体验，带有常人没有的真实性和深刻性。他在众多的小说和剧作中，展示了人民怎样受难、怎样困顿的历史。后来，他受到无产阶级理论的影响，转向了布尔什维克文学，创作出 《母亲》等名篇。这时候批判现实主义的色泽，已带上更浓的精神寓意了，托尔斯泰以来的传统，开始被社会革命的激情所冲击着。高尔基用自己的作品，自觉或不觉配合了俄国革命的进程，新生的苏联，曾给予了他很高的荣誉。
高尔基可以说开创了文学的新的时代，他在许多方面，都有着前人不同的风范。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普希金以来的俄国文学，就可以发现，在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中，哲学精神和社会学理论，对每位作家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皮萨列夫、高尔基等，在哲学或艺术理论上，都是颇有功力和建树的。从普希金到高尔基，不仅文学的发展是令世人惊异的，与此同时，影响文学事业的理论精神，同样具有世界意义。这不仅是文学家辈出的时代，同时也可以说是理论家辈出的时供。普列汉诺夫、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列宁、高尔基等，对俄国美学发展的贡献是世人公认的。如果没有这些理论家和思想家的存在，很难想象是否会有这么多的艺术家的存在。没有深厚的精神哲学的民族，不可能有深厚的艺术品的产生，它们在文化发展中是互为因果的。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与上述诸位理论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其中，唯物主义哲学，人道主义思想，深深地制约、启迪了几代文人，这些理论思想，成为无数优秀作家重要的精神支柱。
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在美学方面领一代人之风骚。他早期受黑格尔理论的影响，认为“诗就是写诗人周围现实的合理性”。尽管他尚未能摆脱黑格尔的思辨痕迹，但他的“艺术是现实的再现”的观点，他的注重艺术的真实性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价值。他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中，郑重地指出：“……艺术与生活的密切的结合，难道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一般说来，新作品的显著特征在于毫无假借的直率，生活表现得赤裸棵到令人害羞的程度，把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一起揭发出来，好像用解剖刀切开一样，难道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我们要求的不是生活的理想，而是生活本身，像它原来的那样。不管好还是坏，我们不想装饰它，因为我们认为，在诗情的描写中，不管怎样都是同样美丽的，因此也就是真实的，而在有真实的地方，也就有诗”。把现实当成第一位的东西，把作家看成现实的反映者，这是典型的唯物论的反映论。只有把现实摆在了第一位，才可能杜绝虚假文学的产生。俄国许多现实主义作家，实际上正是这样做的。
另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家赫尔岑，在理论上与别林斯基有着相似的一面，他也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学说的研究者，无论在学术方面，还是在创作中，他始终强调文艺的思想性，认为一个艺术家，应当“强烈地体会当代的悲哀和问题。”他在《科学中的一知半解》、《自然研究通讯》、《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等著作中，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并在自己创作的长篇小说《谁之罪》中，贯彻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赫尔岑是俄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作家，他的民主主义精神和关注现实的精神，使他的作品的现实性更强了。
除上述二人外，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俄国美学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他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革命民主派领袖、美学家、文学批评家、作家。他的《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的人 〈童年〉〈少年〉和战争小说》等论文不仅在学术性上富有创见，而且对指导俄国文学向现实方面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