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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些理论家，为了纠正诗歌的缺乏形象性，也提出“比兴”（或单称兴）的手法来加以强调。这种所谓兴，是就比较广阔的意义上讲的，是作为形象患维的艺术手法来理解的李梦阳《诗集自序》引王叔武语说：“《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士，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哭也、呻也、吟也行唱而坐歌，食咄而窹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兴焉，无非其情也，斯足以观义矣。故曰：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李梦阳不但强调比兴的重要性，而且以人民口头诗歌和文人诗歌作比较，说明比兴的根源，是生活与感情。可惜他自己的诗，也是“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的。
谢嵘《四溟诗话》也说：“凡作诗悲欢皆由乎‘兴’，非‘兴’则造语弗工。欢喜之意有限，悲感之意无穷。……熟读李杜全集方知无处无时非兴也。”谢榛以为好诗都是兴中得来，也就是叶燮《原诗》所说：“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的意思。有了形象，并探入这个形象取得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便是好诗，所以说李杜诗无非兴。这样解释兴，固然还不是深入地体会诗人触物起兴之义，但却将兴的意义更扩大了，那就是形象思维与形象塑造的意义了。这是比兴（或兴）和《诗经》的兴不同点之四。
由此可见，由《诗经》的兴发展为后来的比兴，它的含义，是不包含发端，只有兼比义的兴才称为比兴且含有寄托之意，成为形象思维与形象塑造的代称比兴和《诗经》的兴，正因涵义不同，所以在运用的形式上也有所发展。涵义更为复杂了，所用比兴的素材的范围也更为扩大了，而且越到后来通篇比兴的形式用得更多了。
屈原的作品，吸取了《国风》、《小雅》的手去，创造性地加以运用。游国恩同志说：“屈原的辞赋差不多全是用‘比兴’法来写的了。”其间很少用‘赋’体坦白地、正面地来说的了。”这虽然未免夸大了一些，但说比兴是屈原作品中比较广泛地运用的一种手法，却是合乎事实的。
汉以后的诗人，有的比兴用得多些，有的用得少些而这种手法总是在不断地发展着的。特别是在比兴素材的扩大，各种素材的交错运用，以及通篇比兴法广泛的采用三个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
朱自清《诗言志辨》中论比兴，说后世的比体可以说有四大类：“咏史，游仙，艳情，咏物。”所谓“比体诗”，就是比兴诗。朱自清的解释，咏史是以古比今，游仙是以仙比俗，艳情是以男女比君臣，咏物是以物比人，“这四体的源头都在王注《楚辞》里”。他对后来比兴素材运用范围的概括大致不差。《诗经》里所用比兴素材不外草木鸟兽、日月山川等自然界景物，扩大到人事的领域的则较少，更不必说古人、仙界这个离现实较远的领域了。朱自清又在《离骚》中找出有“以古比今、以仙比俗、以男女比君臣、以物比人”四种比兴素材，这在《诗经》里除了以物比人以外，其余是少用或不用的。所谓咏史、游仙、艳情、咏物四种比兴素材，后世代有作者，也代有发展。
但值得注意的是，以艳情为题材的比兴体，不仅在五、七言诗中是常用的；在词中，特别在婉约派词中，这种托兴房帷、眷怀家国的比兴手法，几乎成为非常普遍的一种手法了。即使豪放派词人苏轼与辛弃疾，有时也采用这种美人香草为比兴。象苏轼的《贺新郎》（“乳燕飞华屋”）上阕以美人香草为比兴，下阕以石榴为比兴，借写其身世的感概。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儿番风雨”），上阉就以花草为比兴，下阕则以美人为比兴，借抒其家国之恨。豪放派词人的作品尚且如此，一般婉约派词人的作品就更不消说了。
至于通篇比兴，在《诗经》中只有《豳风》的《鸱泛臀娜舜醋鞯摹缎⊙拧ず酌贰Ｔ谇髌分校挥小堕偎獭芬黄５诤笕耸柚校庵滞ㄆ刃朔ǎ驮擞玫煤芪惴毫恕＠畎椎摹缎σ雍酢罚ㄓ绞罚ⅰ睹斡翁炖岩髁舯稹罚ㄓ蜗桑ⅰ妒竦滥选罚ㄓ轿铮ⅰ冻は嗨肌罚ㄑ耷椋６鸥Φ摹妒龉拧罚ㄓ绞罚ⅰ队娜恕罚ㄓ蜗桑ⅰ恫￠佟罚ㄓ轿铮ⅰ都讶恕罚ㄑ耷椋际窃擞猛ㄆ刃说氖址ǎ幢泶锲渖缁崮谌莸摹Ｗ钔怀龅模缋钌桃摹段尢狻肥渲幸徊糠质鞘阈此约旱拿孛芰蛋徊糠质墙栊蛊渖硎乐小Ｋ幸皇住段尢狻肥钦庋模骸鞍怂瓿跽站担っ家涯芑Ｊ耆�8青，芙蓉作裙钗。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十五泣春风，背而秋千下。”马茂元同志《唐诗选》在这首诗前的题解上说：“这诗通过年龄的特征，细致地描绘出处于婚姻不能目主的封建社会中，在发展变化中的少女心情及其苦闷。这和早慧的文人怀才不遇的感伤有其相类之处，作者可能托以寓意，为自己写照的。”说李商隐因为自己“怀才不遇”，所以作这首诗“托以寓意”，确实道破了李诗《无题》中一部分创作的通篇比兴的特征。
由上看米，《诗经》以后的诗人在诗歌创作方法上，是继承了《诗经》兴的形式在具体运用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至于比兴的作用，我个人认为可归纳为如下三点：一、比兴是一种形象思维，是塑造形象的一种传统的常用的艺术手法。运用形象的语言刻划诗中的人物与意境，可以增强诗的美与魅力。二、比兴手法可以加强作品的曲折性与深刻性，加强作品的感人力量。当然这种曲折性与深刻性，是建筑在诗人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与思想感情的基础上的。三、比兴手法可以通过特殊以反映一般，可以增强作品的思想意义和社会意义。比兴之所以和赋不同，因为后者是直接的铺叙，不一定通过具体的形象来表达；而前者是必须通过具体的形象的。形象这个客体和我这个主体，又必须取得有机的内在联系。
清代吴乔《围炉诗话》中有一段极其情辟的话，他说：“文之辞达，诗之辞婉。书以道政事，故宜辞达；诗以道性情，故宜辞婉。意喻之米，饭与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文之措辞必付乎意，犹饭之不变米形，嗽之则饱也。诗之措辞不必付乎意，犹酒之尽变米形，饮之则醉也。”吴乔的话，虽不全面，但他分析文（应指非文艺性散文）与诗的区别，同是表达思想（意）而方法不同：前者是采取直接表达的方式，后者则运用比兴，通过形象未间接地表达。而这种形象，又不限形象本身的意义，而能够通过个别以反映一般，也就是寄托。这种经过物我交融后的形象就象米酿成酒一样，已不是原来的形象，而是一个使人为之“醉”，具有很强感染力的新的创造了。我个人认为吴乔分析比兴的本质是十分深刻的。研究、分析我国自从《诗经》以来的古典诗歌中比兴手法，在含义上、用法上、作用上的发展，并进一步批判地继承这种手法，对我们今天的诗歌创作来说，是有相当重要意义的。
九、二千多年来对《诗经》的研究
1、四家诗
上面说过，周代一切书籍，都由王宫保管，只有贵族有学习、研究的权利。到了春秋，王官失守，学术下移，社会上才发生私方讲学的事。孔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位教师，有弟子三千人，学习课程分为德行、政治、言语、文学四科。“文学”的内容，主要是研究六经。古书里说孔子生徒“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其中的高材生是子游、子夏，六经多半由他们二人传授下来的。《诗经》是由子夏五传而至战国荀卿，荀卿又传给他的学生浮丘伯等。秦始皇时，焚书坑儒，《诗经》也被烧掉了。可是，现存的《诗经》，比较其他经书最完整，也没有伪作；因为它是古代士大夫必读的一本教科书，大家都背得烂熟。在民间，靠口耳相传，不靠书籍。这就是班固说的“讽诵不赖竹帛”。
到了汉代，传授、研究《诗经》的，有鲁、齐、韩、毛四家。
鲁诗：据《汉书》的《儒林传》和《艺文志》说，鲁人申培公受诗于苟卿弟子浮丘伯，著有《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申公曾担任楚元王儿子的太傅，后来居家教授，弟子从远方来的一干多人，其中当博士官职的有十几人，任大夫官职的有百余人。孔安国也是申公的学生，当博士和太守。司马迁是孔安国的学生，在《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