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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他到京后,在北京的外国人有点惊恐,说那个著名不安分的人来了,唯中国的官厅
却不很以为意,这是我所同意而且很佩服的。但是自从大杉荣失踪的消息传出以后,爱
罗君不意的得到好些麻烦。许多不相干的日本人用了电报咧,信咧,面会咧,都来问他
大杉的行踪,其实他又不是北京的地总,当然也不会知道,然而那些不相干的人们,认
定他是同大杉一起的,这是很明了的了。过了一个月之后,北京的官厅根据了日本方面
的通告说有俄国盲人与大杉在北京为过激运动,着手查办,于是我们的巷口听说有人拿
着大杉照片在那里守候,而我们家里也来了调查的人。那位警官却信我的话,拿了我的
一封保证信,说他并没有什么运动,而且也没有见到什么大杉,回去结案。我不解东京
的侦探跟着大杉走了多少年,为什么还弄不清楚,他是什么主义者,却会相信他到北京
来做过激运动,真是太可笑了。现在好在爱罗君已经离京,巷口又抓不到大杉,中外仕
商都可以请安心,而我的地主之责也总算两面都尽了。
爱罗君这回出发,原是他的预定计划,去年冬初回中国来路过奉天的时候,便对日
本尼者说起过的,不过原定暑假时去,现在却提前了两个月罢了。他所公表的提早回国
的理由,是想到树林里去听故乡的夜莺,据说他的故乡哈耳珂夫的夜莺是欧洲闻名的,
这或者真值得远路跑去一听。但据我的推想,还有一个小小的原因,便是世界语学者之
寂寥。不怕招引热心于世界语运动的前辈的失望与不快,我不得不指点出北京--至少
是北京--的世界语运动实在不很活泼。运动者尽管热心,但如没有响应,也是极无聊
的。爱罗君是极爱热闹的人,譬如上教室去只听得很少的人在那里坐地,大约不是他所
觉得高兴的事。世界语的俄国戏曲讲演,--《饥饿王》只讲了一次,为什么中止了
的呢,他没有说,但我想那岂不也为了教室太大了的缘故么。其实本来这在中国也算不
得什么奇事,别的学者的讲演大约都不免弄到这样。爱罗君也说过,青年如不能在社会
竖起脊梁去做事,尽可去吸麻醉剂去:所以大家倘若真是去吸鸦片吞金丹而不弄别的事
情,我想爱罗君也当然决不见怪的,但在他自己总是太寂寞无聊了。与其在北京听沙漠
的风声,自然还不如到树林中去听夜莺罢。因此对于他的出京,我们纵或不必觉得安心,
但也觉得不能硬去挽留了。
寒假中爱罗君在上海的时候,不知什么报上曾说他因为剧评事件,被学生撵走了。
这回恐怕又要有人说他因为大杉事件而被追放的罢。为抵当这些谣言起见,特地写了这
一篇。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七日。
(1922年7月一1923年4月作,选自《泽泻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