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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白胡子老头出来，摇了摇手，算是这次赦免了，看神情他是老板，这么做只是为了赚钱，我们儿个女士顿时欢呼起来。其实，这顿饭质劣价昂，但她们一直为这个小小的胜利兴奋着，每一口都吃得津津有味，夸张地鼓动着没有遮掩的咀嚼中的腮帮，顺便用手僧一下嚣张地裸露在外的头发。
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小机会，绝大多数时间还必须老老实实戴上。她们这些女子哪里受得了如此委屈？于是成天在我们面前喊压抑。我们虽然也曾有过几分窃喜，故意神态放松地在车窗下逛来逛去，但同情之心还是占了上风，在行车途中尽量顺着她们，觉得这是男士们可以自由潇洒的代价。我们的五辆吉普车都装着对讲机，行车途中时时可以作全队交谈。一位女士冷不丁地说，前面山上这朵乌云真好看，话音未落，所有男士齐声呼应：“真好看，好看极了l ”另一位女士指着路边的小树说：“这好像是芦苇。”大家又异口同声：' ．芦苇，当然是芦苇！”态度之好，终于使女士们疑惑起来。
其实，我们的女士只包了一块头巾，车下满街的伊朗妇女完全是黑袍裹身，严格得多了。对这件事，外来人容易产生简单的想法，觉得这）L 的妇女太可怜了，需要有一次服饰解放，理由是这样的服饰禁锢了妇女的身心自由，遮盖了妇女的形体美，阻断了现代的社交活动和国际交往。这种想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从文化人类学和民族生态学的眼光来看，并不公平。我想，除了中国古代裹小脚，以及有些地方的土著穿鼻、撑颈等明显带有生理伤残的习俗应该废弃外，对于一般的服饰文化没有必要树立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记得以前我曾在夺个王朝的背影》 中讨论过清初和清末汉族士大夫在“毁我衣冠”的问题上所产生的严重心理挣扎，可见此事关及一种历时悠久的文化尊严，比简单的明及饰解放”深刻得多。
我们在德黑兰街上专门为黑袍的问题问过几个年轻的女学生，她们的回答是：“我们的这个服装传统已延续了一千多年，而且与我们的宗教有关。我们没有感到压抑。”由此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段时间，伊朗、土耳其政府曾明令要求人们把传统服装改为西式服装，但到七十年代积极呼吁恢复传统服装的，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青年。他们甚至认为，只有穿上传统服装，才能恢复自己的真面目。我想此间情景有一点像中国餐饮，一度有人提出中国餐饮太复杂、太浪费，油腻和味精也不符合健康要求，提倡西化餐饮，但到后来即使是年轻人也渴望恢复祖父一代的口味。在这类事情上夕卜人‘厢情愿地想去“解放”别人，有点可笑。
至于是不是毁损了一般意义的女性美，我看也不见得。我们一行中很多人得出一个以前怎么也不会相信的初步结论：从雅典出发至今，各国女性之美首推伊朗。优雅的身材极其自然地化作了黑袍纹褶的潇洒抖动，就像古希腊舞台上最有表现力的裹身麻料，又像现代时髦服饰中的深色风衣；她们并不拒绝化妆，却让一切干扰的色彩全在黑袍中躲避，只让唇、眼和脸颊成为惟一的视角焦点。这种风姿，也绝不像夕卜人想象的那么寒伦。
当然也面临问题，那就是：我们在要求世界对它多元宽容的时候，它也应该对世界多元宽容，包括对本国人民。对于进人本国的外国女性，不应有过多的限制。对于正当的企图追求另类生态的本国女子，也不应过多地呵斥。由此想起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客死异乡的巴列维国王，他的有些西化政策可能不合民情，但毕竟是在寻找民族传统和国际沟通之间的桥梁。
在埃及时，我和王纪言、郭崔两位特地到开罗吕法伊（ Ri 俪y ）清真寺拜遏了他的陵寝，一间绿色雪花石的厅堂里安放着他的白石棺，边上插着一面伊朗国旗，摊开着一部《 可兰经》 。我想，对他也应宽容，他是伊朗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厅堂里静谧无风，那面伊朗国旗，永久地垂落。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德黑兰，夜宿压leh 衣友馆
再凿西域
想一个人逛逛德黑兰，出门前先到旅馆大堂货币兑换处换点钱。递进去一张一百美元，换回来一大沓伊朗最高面值的纸币，让我吃了一惊。
他们最高面值的纸币是一万里尔（Rial ） ，印着霍梅尼威严的头像，现在捏在我手上是八十一张，即整整八十一万里尔！想起伊拉克最高面值的纸币印的是萨达姆威严的头像，每张二百五十第纳尔，我们早已习惯成沓地发给路边乞讨的儿童，f 明卜个数字毕竟还远远小于伊朗。货币兑换处边上站着一位风度很好的老人，一定看惯了外国人接受这么一个大数字时的惊讶表情，便用浑厚的男低音给我开起了玩笑：' ．先生真有钱！”我说：“是啊，转眼就成了大富翁。”
揣着八十一万现款逛街，心情很舒畅。 见一家小店里有束腰的皮带，选了一条，问价钱，老板说三千，我想这与／又十一万相比实在太便宜了，连忙抽出一张一万里尔的纸币塞过去，老板不仅不找钱，反而乐呵呵地按住我的那一沓钱又抽去了两张，说真正的价钱是三万里尔。为什么把三万说成只千呢？原．来老百姓在日常应用中也嫌数字太大，就自作主张，约定俗成地去掉一个零，以缩小舍？ 倍来称呼，也不叫里尔了，”耳特曼。结果，市场只说特曼，银行只说里尔，很不方便。
这种事情，按照我们的想法是必须解决又很容易解决的，不知为什么却一直不方便下去。民族性格的差异，真是到处可见。
德黑兰最让人惊喜的地方，是街道边潺潺的流水。流在深而无盖的石沟中，行人需要迈大一点的步子才能跨过。水质清纯，水流湍急，从不远处的雪山下来，而德黑兰又在斜坡上，因此等于是喧腾的山溪。
世间 在闹市中见到山溪终究希罕，不能不抬起头来仰望东北方向直插云天的达马万德山（Dama ； a ： ； t ML ）。一座城市，有名山相衬，有激溪相伴，也真可以说是得天独厚了。
但是，就在潺潺流水近旁，出现了德黑兰最大的遗憾，那就是交通。车多，好的少，都在抢道，越抢越挤，一塞好半天，到处充溢着浓烈的废气。这很影响情绪，而驾车的人情绪一坏最容易碰碰撞撞，反正塞车没事，就下来打架。两方面扭得很紧，难分难解，边上塞车的人也正无聊着，便跳下车来围观，也没有人劝解。
想想也是，如果劝开了，两人再并引卜地塞车，反而尴尬，因此人家明白，只有等车流开始移动，才会不了了之。
车流中有很多出租车，奇怪的是可以大大超载。司机边上的那个座位，挤着两个胖男人，后边一排还有两个人叠坐在别人的膝盖上，“坐怀不乱”。
德黑兰的交通问题历来严重，人口一千二百万，本来已经不少，但由于很少高层建筑，城市撑捌良大，几乎是北京的两倍，谁也离不开车，市民早已怨声载道。十几年前下决心造地铁，也已经在地下挖空一些土方，两伊战争中成了防空洞，战争结束后大家又惦念起来，于是继续开工，仁七羞度极慢。
终于有市民贴出一张漫画，画的是两千五百年前去世的波斯先祖居鲁士大帝从凌寝中发来一道圣谕：“德黑兰的地铁，什么时候才能修成呀？”连他老人家都等得不耐烦了。
政府压力很重，决定国际招标。中标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工程队已经来了两年，正在紧张施工。真希望地铁建成后德黑兰能重现疏朗、悠闲的风貌。在拥挤和局促中，很容易导致暴躁和极端。其实，波斯民族应该是很大气的。
现在德黑兰遇到的困境是许多东方都市的共同难题：不管历史多么悠久，风景多么美丽，一嘈杂拥挤，什么都变了味。因此，现代化的宿命，必然是先走进这个胡同再走出这个胡同。
此间最有趣味的事情是，本来已经够嘈杂拥挤的中国，居然腾出手来帮别人解决这个问题了。初一看让人疑惑，细一想很有道理，因为我们至少已经积累了大量以快捷方式缓解嘈杂拥挤的经验，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相当于“久病成良医”。
逛街回到旅馆，在大堂遇见一个高个子的中国年轻人，他就是负责德黑兰地铁工程的中信公司总代表周志伟。他从电视里知道我们的来到，专程邀请我们一行到工地做客，还指定我必须发表讲话。
于是，我们很快又进人了一个中国人的世界。见到墙上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