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中国哲学与德国哲学之间有很多的共同点。例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德国的伦理学中也有。又如，黑格尔《自然哲学》最后一部分里讲医学的内容与《黄帝内经》太像了。黑格尔也讲“大系统”、“小系统”。他认为，宇宙大系统出了问题，人的小系统也不舒服。系统失去平衡，就一定会出现疾病。这与中国传统医学的“阴阳调和”一定有可沟通的地方。问题的另一面是，我们的医学传统也有分析哲学的因素，只是后来被整体论的内容掩盖了。西方的医学传统也有整体论的成分，只是后来被分析的传统取代了。德国化学家李比希、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早年也曾迷恋过德国整体论的哲学传统，后来反省了过来，才走上分析的道路。中国哲学里其实也有分析的传统，主张“剖析至微”，只不过在总体上是整体论的。在社会历史方面，中国与德国在面对外国先进文化冲击时所获得的深刻感受也是可以相通的。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德国在政治、经济发展方面还很落后，当时德国与法国的差距非常大，不亚于今天中国与西方的距离。中国人在今天所面临的困惑、所感受到的痛苦，德国人当时几乎都遭遇过。我在研读和翻译德国古典哲学家著作的时候，往往会产生共鸣。我觉得，他们不是无病呻吟，而是针对那个病人膏肓的社会机体发出了公众认同的呐喊。我觉得，他们是“为自由而自由”（费希特语），“为真理而真理”（恩格斯语），前一个“为”是确定目标，后一个“为”是付诸行动。科学社会主义者是他们的当然继承人，真正的哲学家应该有这种社会责任感。
问：如果说，大陆学者对德国哲学的兴趣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那么，在几乎在同个一时期，生活在台湾的牟宗三也选择了来自德国的康德哲学作为重建儒学形而上学的根据与精神资源。能不能这样理解，德国哲学的精神内容恰恰能够及时补充中国本土精神传统中所缺乏的形上营养，文明的互补使得打开国门之后的中国人如饥似渴地吸吮着德国哲学的养分？历史地看，中国哲学与德国哲学之间的作用与影响应该是相互的、双向的，而不单单发生在中国这一边。早在十七世纪末，莱布尼茨就非常热心地关注于中国的“实践哲学”，即生活与人类
红色画卷：抗日战争中党的出版物
■ 姜 杰
八年抗战，中国人民用血肉筑起了新的长城。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在敌后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武装斗争的同时，还通过出版的爱国图书报刊，进行着文化上的抗日斗争，以打击敌人，鼓舞人民。这些抗日文化艺术作品已经成为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政治宣传机构成为当时抗战文化的一个中心。由我党领导的《解放日报》《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群众》（杂志）、《八路军军政杂志》《晋察冀画报》等成为宣传我党抗日主张的重要报刊。由于战争时代条件匮乏，出版发行的抗日爱国图书和期刊的印刷数量有限，流传至今的都已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这些在当时凝聚了众多文化、宣传、出版工作人员心血的刊物，及时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为坚定全民的抗战信念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活跃在第一线的战地记者和摄影师饱含激情地拍摄和报道，如今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战中流砥柱的历史见证。他们当中的范长江、吴印咸、沙飞和逝世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的邹韬奋等，都以他们不朽的业绩，书写了现代新闻史上光辉的一页。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我们在纪念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时，也应记住那些在文化、艺术、出版等领域为抗战贡献力量的前辈先贤。
再现一个国家特定历史时期重大事件的图书报刊和文艺作品，自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物收藏价值。抗日红色书刊这种的大背景下所产生的历史遗存，皆为国人情感所系，具有收藏、整理和研究的群众基础。笔者积三十年心血，潜心收藏红色书刊，从千余件藏品中精选的鲜活史料，以此红色的抗战画卷来展现先辈的丰功伟绩。
抗战中死于非命的国民党将领
■ 伍立杨
抗战时期，重庆新民报副刊司马纡（程大干）的短篇小说《铁肺新郎》的开头是这样的：“XX部司令K，因惧敌误国罪被处死刑以后，有人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封没有付邮的信……”（见《重庆客》1983年重庆出版社）小说涉及一个具有旧文人笔下的“韵”，新文人所谓“爱娇”的女角，是一个哀惋而恐惧的故事。作者将高级军官被枪毙事件写得很真切，在那时更见其典型意义。
抗战期间死于非命的国民党将领不少，如段朗如、张德能、陈牧农等因作战畏缩不前被枪决，酆悌、文重孚（湖南益阳人，长沙市警察局局长）因长沙大火被枪决，胡启儒（黄埔军校二期，教导总队2旅旅长），1942年夏因贩毒被处决。梅春华（少将，黄埔军校四期，18军参谋长），1943年因私贩军队装备被处决。程泽润等死于渎职贪贿……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说“当时苦斗八年，空城计有之，苦肉计有之。至不得已时蒋枪毙自身亲信人员卸责”，又说蒋“是一个非常容易情绪激动的人。”（《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正是这种个人性格的偏执，造成一部分将领死于非命，他常常在公开场合叮嘱部下的“你们赶快地去死”，即是缺乏人性，至少是不负责的情绪话。
（一）
段朗如之死，上官云相有不可推卸之责。上官云相原本是孙传芳五省联军第4师师长，北伐时效忠革命，后参加淞沪会战。抗战军兴，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上将俾依长才，调他出任第32集团军总司令，负责第三战区浙赣线方面防务。其当旅长、师长之时，已养成功则归己、过则归他的恶劣品性。战况有利，则拼死追打，战况不利，拔腿就跑。段朗如也并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这次南昌反攻战，刚到达预定位置时，段曾建议立即发起突击，因此时日军立足未稳，兵力只有一个联队，尚未部署完毕。可是上官不同意，说是有你打的仗，等着。较早前的万家岭战役时任74军军长的俞济时，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俞亲临前线时，段朗如师长表态一定坚守，俞夸赞道：“像这样勇敢应战，忘我牺牲的将领，实在可贵。”岷山一战，伤亡最惨重的是该军第79师。
等到阵地前的日军已经增加到一个旅团，上官却下令强攻。段说“进攻是要进攻，但仗不是这样打法”。上官闻此大怒：“段师长，你说什么！你要负责的！”段不得已，组织突击队，但他手下的一个黄埔四期生临阵脱逃，不知去向，整个计划被打乱，突击队完全暴露在日军夹击之下而无还手之力。（参见《闽浙赣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南昌反攻部队很多，查阅当时的战斗序列，起码有近三十个师。其中，上官云相以集团军司令官名义指挥第29军，军长陈安宝。阵容很大，竟有六个师的番号和实力。段朗如的79师即属于该军主力。段组织突击队失手后即遭逮捕。陈安宝军长意图息事宁人，想以作战不力为由，将其免职了事。可是上官云相却以个人芥蒂决定杀其头推卸责任，对战区参谋处等高级幕僚的营救以耍赖应之，说是不杀段，他就不抗日了！于是段朗如死于非命，罪名是畏缩不进，谎报军情，贻误战机……
结果是陈安宝只有亲自指挥79师进攻南昌附近的莲塘，遭遇强大的机械化装备的日军反击，很快全线溃退。陈军长卫士死伤散尽，他因为负重伤，又身材胖跑不动，日军追上后竟割下他的头颅带回南昌炫耀。几天后部队才在稻田里找到他的尸体。
陈安宝毕业于保定军校，资格既老，为人也实在厚道，天性不会耍滑头。他作战沉着大气，对下级也相当宽厚。段朗如死后，陈安宝亲自指挥79师，牺牲得很窝囊。整个抗战期间，国军损失二百余将官，以陈安宝、张自忠、郝梦龄三位军阶最高；时间是1939年初夏。
（二）
长衡会战的衡阳方面。1944年夏，长衡会战（实际即第四次长沙会战）战至最后关头，无奈诈降的10军军长方先觉引致物议纷纷。其实，他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就差点被蒋介石处决。据当时10军预备第10师政治部科长的回忆，部队从株洲向湘北移动，和日军全线接触后，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