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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的政府权力，精细的制度设计究竟有何作用呢？
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假如我们承认中央政府集权的必要性，承认中央政府对国家经济的绝对控制权。可是如果中央政府在支配国库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时，该如何承担责任？现在，对国务院所属各部委的行政诉讼已经出现，对国务院的
“尝试论丛”总序
■ 陈平原
自1903年《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在“中国文学门”里设立“西国文学史”课程，讲授“历代文章源流”时需仿照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而自行编纂教材，百余年来，中国人的“文学史书写”，已然蔚为大观。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与一时代的意识形态建构、文化思潮演进、审美趣味嬗变等，有极为密切的关联，同时牵涉到的，还有课程设置、学术眼光以及著述体例等。除此之外，也不该忽略文学史书写的内在理路，其中一个关键点，便是所谓的“大文学史”与“纯文学史”之争。这一争论，从“篇幅”迅速滑向“眼光”与“思路”。换句话说，谈论文学史书写策略，“大”的对立面不是“小”，而是“纯”。
最初撰写文学史的学者，不见得都认同章太炎“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的论断（《文学总略》），但对“文学”的理解大都相当宽泛，其著述中往往涉及文字、音韵、训诂、金石等，把群经、诸子、史书、佛道等全都纳入考察的视野。如此“大而无当”的文学史书写，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
从晚清到五四，中国人“文学”概念的日渐明晰，是以欧美“文学概论”的输人为契机的。以那个时代如日中天的“西方标准”来衡量，绝大部分中国诗文，都显得很不纯粹，或夹杂教化意味，或追求文以载道，只能称之为“杂文学”。正是在清除“中国文章”中诸多“非文学”成分的过程中，中国学者建构起以诗歌、小说、戏剧为主体，兼及部分散文的“文学”概念，并据此撰写各种类型的中国文学史。像刘经庵那样，断然将“散文”摈弃于文学史之外的（参见《中国纯文学史纲·例言》），不是很普遍；但从“大文学史”逐渐走向“纯文学史”，却是大势所趋。
这里所说的从“大”到“纯”，只是基本走向，并不具体落实为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和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谈及学人的新旧，时人多据此褒贬抑扬，我则倾向于视为知识类型的差异。“新的”不一定好，“旧的”不一定差；文学创作如此，文学研究也不例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者，长期受进化论思想影响，对与自己知识类型不同的先贤评价过于苛刻。就以文学史书写而言，原先略显驳杂的“文学”概念，如今变得清晰可辨，这固然是一大进展；可水太清则无鱼，文学与政治、思想、学术、教育等本就存在的联系被人为割断，又是一大遗憾。这个时候，人们又开始怀念那“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朦胧状态以及其蕴涵着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大而言之，文学史的书写，五四以前的太“大”，五四以后的太“纯”。最近二十年，中国学界对文学史的写作有不少反省，其中包括以西方文论诠释中国文学进程所可能产生的弊病（谈小说，勉强说得过去；谈散文，则多削足适履），还有五四新文化人建立起来的“纯文学史”写作模式所可能导致的陷阱等。撰写中国文学史，不说“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起码也“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尊重古人的文学观念，而不是直接套用西方术语，这点学界已逐渐达成共识；只是具体操作中，如何体贴古人的文学趣味，避免隔靴搔痒；如何开拓视野，理解文体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还有，如何借鉴文化史、教育史、社会史、比较文学、妇女研究的研究成果，所有这些，都有待深入探索。
今日之重谈“大文学史”，主要考虑的是论述视野，而不是著作规模。与时贤普遍推崇专著相反，我更看好专题论文集。这一选择，基于以下考虑：抓住关键，深入开掘，小题大作，千里走单骑，挑战此前占主导地位的教科书型文学史。十几年前，我曾专门撰文，分辨研究型、普及型、教科书三类文学史，并批评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的垄断地位（参见拙文《独上高楼》，刊《读书》1992年11期）。很可惜，后者的面面俱到、四平八稳、蜻蜓点水、老生常谈，如今已成了文学史书写的常态。已经面世的文学史，是否真的有1600种；文学史的刊行，到底是多好还是少好，这些其实无关紧要。关键在于，现有的文学史书写，大都是因应各种教学需要、项目评审乃至经济利益而产生，故陈陈相因，缺乏独特的个性，更不要说“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了。
不求完美，但求有新意，这一研究思路，决定了本丛书的选题更多地体现作者的眼光与趣味，力图突进所谓的“学术前沿”。至于以专题论文集的形式，来实践“大文学史”书写的设想，能否成功，实在很难说；也正因此，需要大胆的尝试。
说到“尝试”，很容易联想起新诗开山祖胡适的诗句：“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尝试篇》）如此豪情，如此志气，欣赏之余，偶尔也想追摹一二。由“尝试”说到《尝试集》，由诗人胡适想到其家乡安徽，当我偶然跟曾出版《胡适全集》的安徽教育出版社的朋友说起自己的设想时，双方竟一拍即合。于是，便有了这套不拘一格、众声喧哗、具备多种可能性的文学史研究丛书。
（“尝试论丛”，陈平原主编，将陆续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刊行）
讨论晚清至五四时期的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是一个既老且新的话题。言其“老”，是因为认定白话取代文言成为社会通行的书面语乃是“五四文学革命”成功的标志，或者指出五四以后的散文成就突出，这在专业内外，都属于不须论证的常识。而谓之“新”，则是由于将“五四”与“晚清”勾连，凸显这一时间框架的文学史意义，对于既有的论述仍然构成了一定的挑战。
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起，“五四文学革命”的当事人已在不断建构新文学的历史。1922年，胡适撰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历数1917年《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以来“白话文学的成绩”，其中，白话散文的进步已与白话诗的成功以及短篇小说的成立相提并论，显示了新文学在各类文体中的全面获胜（尽管胡适认为“戏剧与长篇小说的成绩最坏”）。而这一评价到了鲁迅那里又分出层级，所谓“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虽然用词谨慎，但其更看好散文的意指仍然一目了然。
受制于杂文“点到即止”的笔法，鲁迅在1933年写作的《小品文的危机》中，并不曾对此观点展开论说。倒是乃弟周作人此前的诸多论述，很可以移用作其说的注脚。周作人对五四以后的散文小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我常常说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
之”，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1926年5月致俞平伯信）
此言自然是针对新文学中的白话诗歌、小说、戏剧而言，后三者在文学典范上显然努力追摹的是西方。而在周氏看来，“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故有“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陶庵梦忆序》）之说。如此表述并非意味着周氏兄弟贬抑西方的影响，能够在西潮澎湃之际，关注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适可见出其眼光独到。
不过，与胡适相同，追溯新文学的本土渊源时，周作人也同样舍近求远。胡适仅成半部的《白话文学史》远从汉代说起，力求证明“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的”，“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引子》）。然而，除了小说一枝独秀，晚清其他文学体裁的写作，落在胡适眼中，均不能成为新文学直接汲引的源泉。
1932年，周作人在辅仁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时，虽则截断众流，只链接到“明末的新文学运动”，但其基本的取向仍与胡适一致。周氏著名的说法是，“从现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张里面减去他所受到的西洋的影响，科学，哲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