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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特先生说：“不，留下我的位子。你们怎么不能有客人一同用餐呢？其实那位太太和她女儿也可以留下来的。”
我们终于重新坐下，楼上则是鸦雀无声。
全部过程共费时四分钟。
不久以后，我们大家又再度围坐在餐桌前。史密特先生则一一指出他所发现的漏洞：楼梯上有两只汤匙和一片红萝卜。在一间“无人住”的卧室里有烟斗灰。每双眼睛都望着游西，他连耳根子都红了。
他又继续指出饭厅墙上挂着的那位太太和她女儿的帽子说：“还有那些，如果你们要躲藏，那么一定要先停下来想想你来时带了什么。此外，你们简直疏散得太慢了。”
第二天晚上，我再按电钮，这次疏散的时间比上次少了一分三十三秒。到第五次演习时，他们只费时两分钟，但仍没有办法达到毕伟的理想，能在一分钟内疏散妥当。经过继续演习的结果，我们终于做到能随时把那些必须躲藏的人在七十秒钟内藏匿起来。父亲、杜丝和我则练习“延阻的技术”。万一纳粹的秘密警察从前面进来，我们可以设法尽量拖延时间；碧茜也设计了一套她自己的拖延办法，以防他们从侧门进来。利用这些拖延的巧计，我们希望能够争取到那救人命的七十秒钟。
由于演习的过程与实际情况十分接近，弄得每个人的心情都万分紧张，虽然没有人明说，但惧怕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大家心头——为了减轻这种过于紧张的情绪，我们尽量设法把演习弄得轻松些。我们彼此说：“让我们弄得好像在玩游戏。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打破上次的记录！”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当中，有位是在我们住的下条街上开面包店的。每个月初，我会给他一些白糖配给证。等到我决定要举行演习的那天，我会到他铺子里去拿一包奶油松糕来——这是当年缺糖的日子中难以形容的宝贝食品——秘密地收藏在我的工作台里，当一次演习成功后，便拿出来当作奖品。
每一次定购的奶油松糕数量都要比前一次多。除了那些我们想训练他们加入地下工作的人员之外，我们又增添了三位长期住客：戴蒂雅、万美达和余玛莉。
余玛莉今年七十六岁，是我们最老的一位客人，也是最有问题的一位。当玛莉第一次进门时，我就听见她的气喘声，这也是无人肯收留她的原因。
由于她的哮喘病会妨碍到其他住客的安全，我们决定开会讨论这个问题。那七位对这事最关心的住客——游西、卓浦、韩克、凌德、美达和玛莉自己——连同父亲、碧茜和我聚在贞苏姨妈的前房一同商讨。
我开口说：“让我们开诚布公地承认，玛莉有她的难处——特别是在她爬上楼梯之后——这会危及你们大家的安全。”
大家默不出声，玛莉的哮喘声似乎更响了。
游西问：“我可以说话吗？”
“当然可以。”
“我的意思是我们大家到你们家里来住，都是因为某些的难处。我们都是没人要的孤儿。任何一位都可能危害到别人的安全。我提议让玛莉继续住下去。”
律师韩克说：“你说得好，让我们投票来决定。”
有人开始举手，玛莉挣扎着说：“要不记名投票。这样就不会有人觉得不好意思投反对票。”
韩克从另一个房间的桌子上拿进一张纸来，把它撕成九份。他把纸头也分给父亲、碧茜和我，说：“你们也该投票。万一我们被发觉了，你们也会与我们一同受苦的。”
他又发给每个人一枝铅笔：“如果你认为太冒险，就写个‘不’字；如果你认为她该留下来，则写个‘是’字。”
有片刻的时间室内只有铅笔在纸上摩擦的声音，然后韩克收回所有摺好的票。他默默无声地将它们一一打开，然后伸手把全部的票都放在玛莉的膝盖上。
九张小纸片，每张上面都写着一个“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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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的“家”便这样形成了。其他的犹太人只在此停留一天或一个礼拜，但这七个人会一直在此长住下去：他们是我们这个快乐家庭的中坚份子。
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还能够保持快乐的心情，这完全要归功于碧茜。我们的客人在身体活动方面受到极大的限制，可是每晚在碧茜的领导之下，大家都能尽情地活动。有时我们有音乐节目。凌德拉小提琴，蒂雅是个造诣极深的音乐家，她则负责钢琴伴奏。有时碧茜宣布今晚是“温德尔之夜”（温德尔可说是荷兰的莎士比亚。），我们大家则分别朗诵其作品的一段。她又说服了游西每礼拜花一个晚上教大家学希伯来文，另一晚则由美达教大家意大利文。
然而晚间的活动时间很短，因为哈林市每晚有用电的管制，而蜡烛则要留到紧急时使用。当灯光摇曳闪烁，最后终于完全熄灭之后，我们就会回到楼下的餐厅。我们将我的脚踏车放在那里，后轮离地架起。我们中间一个人去坐在上面，其他各人则坐在椅上。那位坐在脚踏车上的人则尽力踏着脚踏车的踏板，使车灯发亮。另一个人就会打开我们昨夜读过的一章书诵读。当车夫与朗诵的人都累了时，我们再换人。所读的东西则包括历史、小说和戏剧不等。
父亲每晚在九点十五分晚祷之后就上楼休息了，但我们其他人都流连不去，不愿意打断这样的团契。每到不得不结束晚间的节目时，大家还会有依依不舍的感觉。有时当我们终于起身回到各人的卧房里去时，游西还会满怀希望地说：“唔！也许今晚会有演习！差不多一个礼拜我没有吃奶油松糕了……”
第八章 阴云密布
虽然晚间愉快，但日间的生活则愈来愈紧张。我们的工作简直太大了：我们的人数太多；情报网又太广。已有一年半的时间，我们这种双重的生活算是侥幸瞒过敌人的耳目。外表上我们还是一个老钟表匠与他两个没出嫁的女儿，同住在他小小钟表铺的楼上。可是事实上贝雅古屋已经成为一个地下活动的中心。我们的活动甚至已遍及荷兰最远的角落。每天有几十个人从古屋中进进出出，携带情报，传递消息。迟早我们总要出纰漏的。
最叫我担心的是用膳的时间。每次用膳时，都有这么多的人，以致我们不得不把椅子斜摆在餐桌旁。我们家的猫倒喜欢这样的布置。游西给它起了个希伯来的名字“玛赫·沙拉·哈施巴斯”，意思是：“快争食，勤捕鼠”，这真是名符其实。由于每张椅子靠得那么近，哈施巴斯甚至可以沿着每个人的肩膀绕圈散步，走了一圈又一圈，且不时咪呜低吟。
人多得叫我担心。餐厅离小巷只有五级台阶高。任何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走过都能从窗外望进来。于是我们在窗口挂上一幅白色的窗帘，这样光线可以透进来，但室外的人却看不见屋内的情形。只有等到晚上，当那厚厚的隔光帘子被拉下来后，我才能宽心一点。
有一天吃中饭的时候，透过那薄薄的窗帘布，我仿佛看见一个人影站在外面巷子里。一分钟以后，我再看，人影仍在那里。除非有人对贝雅古屋里面的情形感到好奇，不然，实在没有理由一直站在那里的。我站起身来，稍微揭开窗帘的一角。
原来竟是娜莉家的老嘉琳！她呆呆地站在数尺之外，似乎给某种异常可怕的情绪吓得不能动弹。
我飞步下楼，打开侧门，把她拉了进来。八月的白天很热，但这位老妇人的手却是冰冷的。“嘉琳！你在这儿干嘛？你为什么呆站在那里？”
她啜泣说：“她疯了！你的姊姊疯了！”
“娜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她说：“他们来了！秘密警察！我不晓得他们知道什么？或者有谁告诉了他们什么？你姊姊和安娜坐在客厅里。我听见她的！”她又哭了。“我听见的！”
我尖叫了起来：“听见什么？”
“听见她对他们说的！他们指着安娜问娜莉：‘这是个犹太人吗？’你的姊姊说：‘是的’。”
我觉得膝头发软。哦！安娜！那个金发、美丽的少女安娜！她有天衣无缝的证件，她信任我们！哦！娜莉！娜莉！你要严守诚实的原则，如今却弄成何等的地步！我又问：“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