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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是随着我国信息高速公路工程的启动而登堂入室的。网络文学从诞生之日开始，一直处于争议之中，当时许多人，包括一些学养深厚的评论家，也断言网络文学要取代传统的纸媒刊载的文学作品。然而快十年了，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期刊《网络文学》，办了几期便消失了。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网络文学丛书”也像大森林里掉了片树叶，悄无声息。倒是有几本长篇小说先在网上刊载，聚了不少“人气”，然后出版出来，成了畅销书。但这并不是网络文学的成功，而是商业炒作的成功，而且其炒作的成功，最终还是以传统的面目和读者见面。然而网络作为一种承载文学的载体，确实又为文学的生存找到了新的、应该说也更为广阔的空间。从既有的网络文学文本看，形式多样，有不少创新的形式和内容。但由于网络文学缺乏相应的“准入制”，使网络文学良莠不齐，质量区别太大，用一句话来概括网络文学的价值诉求，几乎不可能。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全国文学网站有5000余家，每个星期都有文学网站开通，每个星期也都有文学网站关闭，较有名的文学网站也只有橄榄树原创文学网站、榕树下原创文学网站、红袖添香文学网站等十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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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手机的普及，短信文学成了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手机短信也成了文学的重要载体。2004年中国文坛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对“短信文学”的争议。2004年4月至8月，由海南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天涯》杂志和海南在线“天涯社区”联合主办的“中国首届全球通短信文学大赛”在全国范围内征求“短信文学”，由此掀起了关于“短信文学”的各种争议。到了2004年9月，由《羊城晚报》文艺部、金羊网联合举办“首期花地手机短文大赛”活动，把有关短信文学的讨论引向深入。也许是因为“短信文学”的提法受到太多的质疑，他们干脆将征文命名为“手机短文”，而不用“短信文学”。但无论如何，“短信文学”这一命名开始在文学界流传。“短信”这一名称自英国于1992年成功发送世界上第一条短信开始，便已广为流传。在短信文学这一概念诞生以前的2002年，我国已出版了许多“短信选本”。当时还没有人把手机短信视作文学传播媒介，随着“短信文学”意识的提高，手机短信成了人们不可忽视的文学传播媒介，这一媒介同样属于大众媒介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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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广播小说、广播散文所传播的文学文本原本来源于其他媒介，只不过广播开拓了这些文本的听觉感受。应该说，广播对文学的传播是一种“再传播”，电视也是如此，所以在这里笔者只是将电视、广播作为大众传播提出来，谈到其对文学精神价值的影响。电视、广播这类媒体，不作为重点论述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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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考察了文学的大众传播媒介后，便可以回过头来对这些传播形式带给文学的影响作基本的估计。以传统的眼光看文学的价值体系，文学的价值体系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即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这三种功能又有着层次不同的区别，如认识功能有深有浅，审美功能更有丰富的内涵。我们判断一件文学作品价值的高低，并不是单向的，也不是单层次的。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进行解读，我们当然首先要看它有没有认识价值，看它有没有教育价值，看它有没有相应的审美价值，更进一步，我们判断一部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我们还要看它有没有为读者提供丰富的解读空间，也就是说，这部文学作品在被接受时，能不能形成相应的“价值体系”和“意义链”。我们常说“一百个读者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百个读者有一百个林黛玉”，这实际上就是说《哈姆雷特》、《红楼梦》在被传播被接受的过程中，形成了相应的“价值体系”和相应的“意义链”。然而在大众传媒上，文学作品的价值认定，如上所说，文学副刊刊发文学作品，首先想的是接受主体，网络上刊发文章，首先想的是能否吸引更多的读者去点击网站，而短信文学更要考虑文本接受对象，所以这些大众传媒均十分强调文本接受者的主体意愿，而对文本的创作主体或多或少有些忽视。这决定了这些文学文本的价值取向的单一性，甚至决定了这些文学文本的“服务性”。所以在大众传媒上所传播的文学文本，不可能建立相应的“价值体系”和“意义链”，同时，它强调了文学的服务性。过去我们也曾一度强调过文学的服务性，但这种表述一直是一种意识形态性表述，以自在自为的文学价值认知的视角来看，把文学的“服务性”视作对文学接受主体的过分强调，只有大众媒介才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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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受主体的强调，体现在大众传媒的经营策略上，就是这些媒体的市场意识。这样说可能让读者有“一头雾水”的感觉。大众媒体是一种文化品种，但大众传媒所从事的也是一种经营活动。大众传媒面对受众，是一种文化读物，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商品。这种商品属性在根本上决定了其对文学的传播，决不仅仅意味着“文学教育”和“文学审美”，它在实践意义上，是把文学当作商品看待的，这决定了大众传媒上的文学文本一定要有商品价值。既然是商品，就要为买方考虑，这就是上文所言及“文学的受众意识”、“文学受众的主体意识”，再直接一点说，是“心中装着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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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大众传媒使文学的价值体系发生了变化，它增加了文学的服务价值、商品价值，削弱了文学的可解读性，即它不强调文学是否具有相应的“价值体系”，也不重视文学的“意义链”。实际上，我国目前的一些文化管理制度也开始关注艺术产品的商业价值，如一些评奖条例明确标出要重视票房价值，有些文学副刊不断调整编辑思路，有的“纯文学副刊”朝“泛文学”“大文学”的路上过渡，有的文学网站开通不久即关闭，有的文学网站不断刊发色情文本以招徕点击率。等等。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以各种方式，强化这些媒体上的文学文本的商品属性和服务功能，而对文学的教育功能、认识功能等，逐渐淡化乃至最后放弃。这也决定了大众传媒上文学文本“普遍低质量”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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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众传媒使文学带上了新闻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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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中期，人们对西方流行的“新闻小说”议论纷纷，《北京文学》还推出过“新状态小说”的试验写作。然而，以实验室的方式来探索“新闻小说”的可能性，会受到种种限制，也受到美学的严峻挑战。新闻小说的种种言说为小说创作留下了怎样的“精神遗产”，有待理论家去进一步分析研究。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随着大众传媒的不断发展，随着大众传媒在处理文学传播方面积累的经验的日益丰富，文学和新闻的嫁接日益受到大众传媒的重视。现在很多报纸都开设了“新闻故事”版、“新闻故事”栏目，如《楚天金报》每天有一个“新闻故事”版，《湖北日报》也开设有“新闻故事”栏目。这类版面（或栏目）刊发的明明是新闻，叙述方式却又是文学的。文学常识告诉我们，叙述可以改变叙述对象的“可还原性”，叙述可以改变叙述对象的“真实性”，而且叙述可以使叙述主体的主观意愿得以呈现。而所有这些，恰恰是新闻所不允许的，但这给文学研究提供了启示，对研究大众传媒如何影响文学价值走向，提供了言说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