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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夜12时，保安队举行抗日起义，以进攻日军兵营的枪声为号，兵分三路同时行动。起义官兵迅速占领了长官公署和重要机关，扑进大汉奸殷汝耕的卧室把他揪了出来；接着摸进了日本特务机关和守备队住所，细木繁听见动静冲了出来提着手枪大呼小叫，起义官兵立即将他击毙在地。这一仗激战进行了6小时，捣毁了日伪组织烧毁了日军守备队的军火库，歼灭了日军第一总队顾问渡边少佐、教育厅顾问竹腾茂、宪兵队长何田、通县顾问申茂、冀东银行行长等以下300余人。事后，起义保安队分两路向平西转移，一路上突破围堵，却被国民党孙殿英部解除武装转到保定集合。
“通县抗日事件”中的两个主角，英雄张庆余（1895…1963），河北沧县申家庄人，1916年毕业于北京陆军模范团步兵科，历任直隶军连、营、团、旅长，1933年任冀东特种警察队第一总队队长，后改任伪冀东保安队第一总队队长，率部起义后，转经保定、洛阳、西安，于1938年到达抗战后方四川，曾被委任为国民党军委会中将参议，抗战胜利后在天津病逝。
汉奸殷汝耕（1885…1947〕，浙江平阳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参与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议》及《塘沽协议》，从1935年12月26日至1937年月29日充任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政务长官，于1947年12月1日因汉奸罪在南京被处决。
“通县抗日事件”，原本非常清楚，连当时的日本资料也认为责任应当由陆军飞机来负，因为引起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日军轰炸了保安队（虽然日本人称误炸）。可是，战后几十年过去，日本出版了几部为日军南京大屠杀翻案的书，却歪曲扩大事实把”通县抗日事件”拿来作文章，说成是他们进行报复屠杀的”原因”。
再说这块通县”慰灵碑”，长2．65米、宽0．95米、厚0．25米，全由汉白玉凿成，碑首题有铃木古井等侵华日军名字，碑上的文字虽然明显遭受了破坏，但仍依稀可辩标志着日本侵略的字句；据说，原来日本人还建有慰灵塔，早已被拆除了，这块碑原来就是立在慰灵塔前的，还有两块石碑，已经在1987年被收藏了起来。
天津”日清战役战殁者纪念碑”和海光寺神社
日本侵华，从1894年到1945年，从东北打到西南，若论修建这样的”碑”、”塔”和神社，真不知有多少！除了前文写过的保存在日本的”日清战役战死者纪念碑”以外，目前最早的还可以找到天津”北清战殁者纪念碑”的照片，那是日本人纪念参加八国联军攻破天津打进北京的，日本人把它树立在中国的事实本身足以说明日军侵略的本质了。
1900年7月13日，从凌晨起八国联军就兵分两路总攻天津城。在猛烈的炮火支持下，左路由俄国海军中将阿列克谢耶夫指挥的俄、德两国军队，从火车站沿河进攻城东北角三叉河口黑炮台一带；右路由日本福岛少将指挥的日、英、美、法、奥联军，从海光寺进攻天津城南门。城里2万余清军拚死抵抗，义和团在南门外挖开河堤，水淹五国联军；日，美、英、法、奥联军逆水进逼到城下，城上的清军据城反击，躲在濠沟和芦苇丛里的义和团发铳射击；这一仗击毙了美军上校团长、日军少佐，把800多侵略军变成了”战殁者”。
到了次日，日军强渡护城河炸塌了一段城墙，从缺口第一个攻进了天津，日英军陷落了南城；另一路俄军也攻进了东城厢；虽然城内的清军和义和团民坚持巷战，但是终于土枪大刀敌不过洋枪洋炮，中国守军伤亡过重力不能敌，天津城被联军陷落。
从7月14日起，八国联军把烧杀枪掠天津城变成了他们的节日，有记载道：”拂晓天津城破，居民争向北门逃走，多被洋兵打死街头，洋兵大肆抢掠，首当其冲的是当铺、金店、银号，然后是再抢其它商店和大户人家，各衙署也都被捣毁。”“同时联军还奸淫妇女，整整闹了三天。”“从锅店街估衣街起，直至针市街口，亦被烧盘尽。””以锦绣繁华之地，变为瓦砾纵横之场，实有目不忍睹者”。
从7月15日起，联军瓜分天津城，日据东南区，法据西北区，英据西南区，美占东北区，北门外还由俄、日两国军队占领，仍然陷天津于水火之中。据当时的一个美军说：”天津如一块肥肉，肉均刮尽，只余干枯之骨矣。千奇百怪，可惊可惧之，残害、凌辱皆公然出现于世。”在八国联军之中，更有其最凶恶者就是日军，从此一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日军占据天津城里城外，海光寺成为中国人民屈辱所在。
海光寺这个地名，已有300年了，据说天津这里明代有八景，其中之一”定南禾风”指的便是海光寺这一片的田园风光；早在1705年清朝初年，一位法名成衡的高僧来到现今的天津之地，见到南门外一带河渠纵横水网泛波，颇有江南水乡鱼米泽国的风貌，便在这里修建了一座金碧辉煌宏伟轩昂的寺院，取名普陀寺，引来远近的信徒香客络绎不绝。到了1719年，一次康熙南巡路过天津时，普陀寺的成衡在西淀恭迎，不仅善于书画而且对答如流，一时令康熙皇帝龙心大悦兴之所至赐普陀寺名海光寺，不但亲笔题写了皇匾”随处湘音”，还书就了”香塔鱼山下，禅堂雁水滨”楹联赐给海光寺。
获得皇上的青睐，海光寺从此名声大噪，上好下迎许多官、商也纷纷解囊，海光寺又得以扩充、修缮，寺外两道水渠，水边万株杨柳，终成了绿柳红莲交相辉映的美景胜地，一座欢喜桥上冬日观霁，”平桥积雪”从此被列为了津门十景之一。
到了1736年，干隆皇帝下江南从此而过，不但为海光寺题写了匾额，还为海光寺写下了大殿额和对联，从此将海光寺定为了行宫，这里名声更盛香火更旺，竟被视为到天津不可不到的吉祥宝地了。
海光寺的衰落伴随着大清国的厄运，到了咸丰朝好似恶梦接踵而至。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攻破大沽炮台，沿海河上行进到三岔河口一带。咸丰皇帝急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赶往天津。这二位一到就看中了海光寺，把它作了宴请英、俄、美三国公使的地方。最后还在这里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海光寺从此戴上了屈辱的”签约寺”的别称。
到了1860年，西方列强再次占领天津城，英法联军占河北望海寺设北营，占城南海光寺设南营，”签约寺”又一度变成了侵略军的”占领寺”，连天津知府都曾经被英法联军扣押在海光寺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成为洋务运动军事工业的重要基地，海光寺周围率先成为清王朝西洋化的”特区”，这一带成为天津军火机器局的分局，称为西局。史书有载：”西局有八厂，共屋百余间，环于海光寺外。”也带给了海光寺一段不算太短的辉煌。1870年，李鸿章接管天津机器局；1886年，李鸿章为了接待主持海军衙门的醇亲王奕环视察西局，把海光寺作为了醇亲王的行辕，不但将海光寺油饰一新，还从上海调来摩电灯和摩电师，海光寺成为天津乃至全国最早亮起电灯的地方之一。
可叹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攻天津把海光寺一带重又变成战场，与清军与义和团展开激战，海光寺被八国联军的炮火彻底摧毁，日军霸占海光寺废墟建起了兵营，转年一纸《辛丑条约》把海光寺划入了日租界，日本人一占领就把街道地名都改成为日本名，什么”住吉街”、”福岛街”、”三岛街”、”伏见街”等等，唯独留下了海光寺有名无实的地名；在”海光寺路”上，不但海光寺片瓦不存，就连三个字地名都归给了日本人，”海光寺”成为中国人民的耻辱。到1903年4、5月间，在这里驻扎了日军司令部，从此后整整45年时间，日本人把海光寺变成了策划侵华阴谋的大本营，变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魔窟，当然也少不了修建日本神社，据记载还不止一座，在”宫岛街”即现在的鞍山道八一礼堂原址也有一座。
大连神社
日本友人东史郎在《东史郎日记》里记有1941年底所属日军从石家庄到大连的情况：出山海参关经奉天“我们于11月10日早晨8点到达了大连，登上明信片上常常看到的圆形码头大楼，在大连艺妓的陪侍下美美地吃了顿午饭。午饭结束，在市区行进，去参拜大连神社。经过大连本愿寺、金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