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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２０世纪，在纳粹德国和共产主义国家苏联，便都存在着以种种罪名，嫁祸于犹太人、革命党人、持不同政见者的大量事实。有一次，斯大林对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说，如果她不停止对他的批评的话，那么党将会宣布，列宁的妻子不是她。“是的，”他强调说，“党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罪与非罪，全系于权力者的意志。
他说：“但天下有许多事情，是全不能以口舌争的。总要上谕，或者指挥刀。”又说：“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
不说知识者在外部所受的权力戕害，即在其内部，也是按照权力的模式建构的。这种情形，很可以让人想起他在《春末闲谈》中说的细腰蜂，将捉到的小青虫封在窠里，自己在外面日日夜夜敲打着，祝道“像我像我”，经过若干日，那青虫也就果然成了细腰蜂了。
在学理上分析知识与权力的同构现象，有法国学者福柯。这位毕生挑战权力和传统的人认为，知识本身就是权力的一种形式。倘若不是作为权力形式而存在，并以它的功能同其他形式的权力相联系，从而构成传播、记录、积累和置换的系统，那么连知识体系也无法形成。
他断定中国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说：“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都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人民之所讴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
倘译成现代术语，王道即所谓“民主政治”，霸道自然就是“极权政治”了。
他是本质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
１１知识与知识者
中国的知识者，就文化心理而言，总是离不开权力。他说“中国是隐士和官僚最接近的”，就是这意思。在权力者那里，他们不是帮忙，便是帮闲；一旦无忙可帮，也无闲可帮，如庄子所说的那样： 身在山林，仍然要心存魏阙的。
只要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结构没有改变，知识者的状态也将不会改变。
现代的知识者反对“文以载道”，闹独立性，“为艺术而艺术”，“为学术而学术”，甚至主张以“学统”驾驭“道统”；凡这些，都可以视作古代隐士的遗风。
大隐隐于道。
在《起死》中，庄子刚出场就说了一大堆伟大的空话，临末却露出了本相，于困窘中不得不求助于警察——政府的走狗——的介入了。
现存的秩序是不可改变的。
往往是自以为超脱于政治之外的知识分子，与政府同为一丘之貉。
他是以启蒙性定义知识分子的，所谓“精神界之战士”。他通过个人职业的选择，最先到达这里。虽然，他筹划过同人刊物《新生》，以“遵命文学”参与新文化运动的第一轮战斗，自始至终作为“左联”盟员而存在，但无论刊物创办或流产，社团建立或解散，他仍然是立足于“散兵战”的。由于启蒙工作的潜在的要求，他一面渴求集团的力量，另一面却保持着畏惧和警戒。基于对人的现代性的理解，他一直小心护卫着个人内在精神的自由。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将永远无法驱除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紧张。由于他在个性方面是天生的不合群分子，而且在理性层面上确认反集体的合理性，故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克服这种紧张，通过对群体的精神皈依而非组织依赖，达致两者的内在一致性。
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往往通过知识分子内部的批判进行。
为此，他到处树敌，从国粹派到现代评论派，到新月派批评家，直到“四条汉子”，更不用说各式的文探与文氓了。他是典型的“牛虻”式人物，以不折的锋芒，狠狠蜇在那些自以为得道的正人君子，政府诤友，及革命骁将的身上。他是挑战者，也是应战者；他是弱势者，也是强大者。在中国现代知识界，他是骂人最多的一个，自然也是挨骂最多的一个。然而，他竟声明说是“毫无悔祸之心”。
他把自己的杂文称为“骂文”，并撰文为所谓的“谩骂”者辩护，说“谩骂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但含含胡胡扑灭‘谩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
他视知识者之间的斗争为当然，所以说：“一有文人，就有纠纷。”对于有人用了“文人相轻”一类恶谥，打杀所有的斗争者，他称为“死的说教者”，连连施以抨击。在《七论“文人相轻”》里，他简直用了不容置喙的语气说：“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
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他在《理水》中有着集中的戏剧性描写： 一、 他们是依附政府的； 二、 注重“专业性”，如考证“禹是一条虫”之类； 三、 以“文化”为本位，脱离社会，鄙视民众，而自以为高贵； 四、 自私，虚伪，势利，却又大抵有着雅致得体的装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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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守夜者札记
守夜者札记（7）
有意味的是，这批高踞于“文化山”上的学者，好像都属英美派学者，他们满嘴是： 古貌图、ＯＫ……
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便针对国粹派，提出了一个极富于启发意义的话题： 是保存我们而牺牲国粹呢？还是保存国粹而牺牲我们？
在这里，国粹是小概念，文化是大概念。文化是现代文化，其要义是当代人的生存。
他是以对自己的有如医学解剖般的毫不留情的批判，著称于思想文化界的。这种批判，往往并非宣言式的，而是悄然深入到他的创作活动和日常生活的细胞之中。
攻击社会不易，攻击自己更难。
他对俄国革命——一个重要的侧面是知识分子的自杀和逃跑——持肯定态度；其中，是包含了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后起的一群非激进革命论者的深刻的失望，以致整体性否定的立场在内的。
他说：“譬如中国人，凡是做文章，总说‘有利然而又有弊’，这最足以代表知识阶级的思想。”
古代谓之“中庸”，现代谓之“辩证”。其实，这是骑墙主义，滑头主义，一种骨子里的卑怯。
知识分子有真假两种。
对权势者的态度是一个基本标准。用他的话说，如果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想到种种利害，天天变换主张以显示不断的进步者，是假知识分子；如果不顾利害，敢于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是真知识分子。
结论是悲观的： 论生命力，真知识分子究竟不如假知识分子。
高尔基（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1868～1936），苏联作家。出生于木工家庭，当过学徒、码头工人、面包师傅，流浪俄国各地，1892年开始发表作品。1901年起参加革命，几次被捕。十月革命后，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他一方面追随斯大林，宣扬国家意识形态，一方面维护社会文化与道德，使之免遭侵害，并设法营救过不少受迫害的知识分子。著有长篇小说《母亲》、《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剧本《底层》、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鲁迅称高尔基为“新俄的伟大的艺术家”，“‘底层’的代表者”、“无产阶级的作家”，曾翻译他的《俄罗斯的童话》，校阅过他的小说及论文的中文译本。日本人山本实彦称，鲁迅的存在“比起高尔基的存在更为清洁”。
他认为，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是永远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因此在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
他提出“痛觉”一词。在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学中，这是最富有创意，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语词。
在他看来，知识和强力是必然冲突，不能并立的。知识者要自由思想，强有力者不许有自由思想。个人的思想一旦因自由而发达了，团体的思想，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这样，无论一个人或一个党，也都不能随意支配了。
知识者在权力与知识，大众与精英，集体与个人，认识与实践之间，可以实现一种较为理想的整合。对此，《门外文谈》有着极为精要的说明：
“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但这些知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