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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要喊醒铁屋子里熟睡的人们，要教会人们反抗奴隶的命运，必然为权力者所不容，首先则为权门所豢养，为正统意识形态所庇护和纵容的知识者群所不容。其实，这也是一群狼，是专门捕食弱小者的；所以，瞿秋白称鲁迅是宗法社会和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总之，他是叛逆的狼，是孤狼。包围他的知识者群在主子面前是驯良的走狗，是叭儿，但是对付知识界的异类则是异常凶险，虽然样子可以装得十分庄严，公正，平和，“费厄泼赖”。在鲁迅的反抗文本中，除了权势者的无知与专横以外，我们还看到，适合于“特别国情”的“特殊知识阶级”，“假知识阶级”，是如何袒护枪杀群众和学生的政府，如何维护太平秩序，如何制造偶像，如何散布流言，如何“吃教”，如何撒娇讨好，如何禁锢书报，如何以“实际解决”相威吓，如何讴歌“东方文明”，醉心于“骸骨的迷恋”，等等。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结束，鲁迅目睹了知识界的升降浮沉，体验了对一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期待的幻灭，于是，不得不坚决地反戈相向；不管论敌——躲在权力背后的各式“学者”，“文人”，“文痞”，“文探”——如何谣诼诅咒，他也一个都不宽恕。他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我还不能带住》，明显地咬住不放。这是典型的狼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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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鲁迅三论
鲁迅三论（2）
鲁迅告诉萧军和萧红，要保留身上的“野气”。这个老奴隶，总是向青年奴隶灌输狼性，兽性，野性，而非家畜性，奴性。在中国，再没有第二个人像他这样对奴性——奴才性和奴隶性——施行如此猛烈的攻击的了。奴性是中国统治者几千年来文治武功的积累，是所谓“国民性”的致命的根本，正是它倒过来加固了封建宗法社会的根基，因此，他这个“轨道破坏者”才不惜以毁灭自己为代价去毁坏它。他曾经说过，在他的思想里面，有着两种主义——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互相消长。这种个人性，对他来说，其实是一种狼性，也即斗争性，复仇性。在斗争中，无须遵从别的什么命令，圣旨或指挥刀，完全的“自己裁判，自己执行”。为什么不说“爱”呢？为什么不说“和平”呢？在虎狼成群的时代，爱与和平，往往成为奢侈品和麻醉品，成为卑怯的托词。他认为，对手如羊时当然可以如羊，但是，如果对手如凶兽时就必须如凶兽。让别的知识者去做他们愿意做的山羊或者胡羊去吧，他则必须做狼！
像这样一匹单身鏖战的孤狼，怎么能不受伤呢？但见他流亡，生病，果然提前死亡！青年时在异域，他长嗥道：“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３０年后，他呻吟般地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在小说《孤独者》的结末，他写了一匹幻觉中的狼，从沉重中挣扎而出的狼，分明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即使是这受伤的声音，穿过大半个世纪而达于今天，仍然如此撄人心，让人产生奋起搏斗的欲望——大约这就是鲁迅的力量所在罢。
论鲁迅什么也不是
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给江青的信中说，鲁迅与他的心是相通的。对此，恐怕很难置评，因为鲁迅本人便多次慨叹过，说是人与人的灵魂不能相通。在政治家与文艺家之间，他还有过一个著名的讲演，说是两者处在“歧途”之中，不但不能划一，反而时时“冲突”。在讲演里，政治家和文艺家的称谓都是不带前缀的，好像使用的方法并不是“阶级论”，而是“文化论”。但是，无论如何，毛泽东给予鲁迅的评价是很高的。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用三个“家”——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来概括鲁迅，也都不失为精确。然而，长期以来，三个家的内容被掏空了，按时髦的说法，全被“解构”掉了。
先说思想家。在国民党时期，“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极权之下，一个异端思想家，还有置喙的余地吗？乃至２０世纪５０至６０年代，被称为“左”的思想路线开始肆虐，文化大革命时达于“顶峰”，几亿人民使用一个战无不胜的大脑，根本用不上别的什么思想。的确，鲁迅的名字在当时被抬到跟江青一样高——都被称为“旗手”——的位置；但是，这里与其说是利用，毋宁说是歪曲、阉割和毁灭。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始终未曾获得其独立的地位；一样是毛，被附在某一张皮上。知识界，更确切地说是学院派，又将如何看待这位“思想家”的呢？他们认为，他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没有体系的思想当然谈不上什么“思想成就”，结果仍然是毛，这回竟连皮也没有，飘飘荡荡，恍兮惚兮，实在可以归于虚无的。
再说革命家。什么叫“革命”？最高指示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造反，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鲁迅也曾有过类似的关于革命有血，有污秽的说法，但是，他又说过这样的话：“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
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同学合影。（1904年摄于日本仙台左起第一人为鲁迅）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他分明表达了“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样的思想；那类“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的“革命者”，是他所憎恶的。结果，他遭到了一批“革命文学家”的围攻，后来还得挨“元帅”的“鞭子”和“军棍”。这样说来，他的革命性也就变得很可疑。事实上，他思想中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便长期被当作“资产阶级货色”，而为“革命”所拒绝。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连革命本身也遭到我们尊贵的学者的唾弃了，堂而皇哉地宣布说是要“告别”了，那么，他这个“革命家”还将剩下些什么呢？
从日本回国后。（1909年摄于杭州）
至于“文学家”，怕也得打大大的折扣。说是“学者”罢，编辑校勘一些古籍，顶多是拾荒一类工作；而算得上“学术著作”的，只有一部《中国小说史略》。然而，据留洋回来的陈源教授说，这书还是“剽窃”日本人盐谷温的。关于创作，他不过写过薄薄的三个短篇小说集，加起来还不如一个长篇的规模；而且，其中一个亦古亦今，不伦不类，颇有违于小说的“文体规范”。终其一生，非但没能写出长篇，后来竟连短篇也产生不出来了。只有杂感，除了杂感还是杂感。早在３０年代，即有人讥之为“杂感家”——那意思，当然是指杂文写作算不得创作。在讥评家的嚷嚷中，就有施蛰存；他在《伏尔泰》一文中说，鲁迅的杂文是“有宣传作用而缺少文艺价值的东西”。几十年后，海外学者夏志清在其撰写的文学史中，对鲁迅小说的估价是明显偏低的，更不必说杂文，其中说：“杂文的写作更成了他专心一意的工作，以此来代替他创作力的衰竭。”对于夏志清，我国学界发表了不少为之鼓吹，甚至近于膜拜的文字，那么这些评判，庶几可以看作对鲁迅的“定评”了。
巍巍鲁迅，于是乎变得什么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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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爱与死》 鲁迅三论
鲁迅三论（3）
好在从弃医从文的时候起，鲁迅就并不想做什么“家”。虽然以文艺改造国民性的志愿不可谓不宏大，但毕竟不是那种“经国之大业”；惟是一项精神使命，且由个体生命独立承担。嗣后，新文化运动勃兴，他坚持提倡“思想革命”，其实无非延续从前的“精神界之战士”的旧梦。当写作成为专业以后，他依然不改“业余者”的身份，而以社会为念；文学于他并非一门技艺，而是批判的武器，说是反抗的武器也许更确切些。鲁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