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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只要是言之有物，对知识分子是有意义的，不管它刻不刻薄，无论是正面或是反面，我都让它发表。当时胡秋原对于李敖给他的反驳与攻击，恼羞成怒。对《文星》拂袖而去，如果他不这样做，他的反驳与攻击的文章，不管有多长，我们还是照样刊登。过去他的长文，我们不但登，而且是一次登完。为了他一篇长达七万字的文章，《文星》不惜增加页数，一期登完。我们对他的尊重，他是没有话说的。相信任何其他杂志是不可能这样做的。〔25〕
胡秋原为《文星》的长期作者，文章以冗长而著称。《文星》从来都是以一次刊出为原则，可见当时萧孟能对他确实抱有几分尊重。胡秋原在《文星》的最后一篇笔战文字《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再论超越前进》见诸“追思胡适先生专号”，之后便不再向《文星》投稿。萧孟能曾去信并要求见一面，均未得到答复。于是《文星》第五十七期的“编辑室报告”中出现这样一段话：“这次文化问题的讨论，《文星》仅供篇幅，让各种不同意见的人都有发表的机会，但没料到有人辩翻了脸，反而迁怒于《文星》，这是我们感到很遗憾的。”这里“有人辩翻了脸”指的就是胡秋原。继胡秋原“出走”不久，郑学稼、徐复观等人也相继退出《文星》。胡、郑、徐三人本来跟《文星》编辑委员会大多数成员一向私交甚笃，可由于此时“李敖的介入，台湾大学一批学有所专，而且自命能谈问题的青年朋友接着也涌入《文星》，于是《文星》的知识阵容，在年轻人狂热和激情的泛滥下，声势日渐浩大”〔26〕。而胡秋原、徐复观这些人自认为遭到了年轻知识分子在《文星》上的连番围攻，于是也不愿坐以待毙，以同样的方式予以反击，导致了双方由论战而谩骂，相互扣大帽子，乃至人身攻击，终至与《文星》而决绝……就中西文化问题而言，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则陈独秀、胡适等五四前后的人物当为第二代知识分子，胡、郑、徐等人以年龄和早年在大陆文坛崛起的时代而言，无疑应属介乎第二三代之间的知识分子。如今在台湾他们与下一代的西化派青年知识分子对立，被当成传统派的“义和团余孽”而遭受声讨，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对于这帮“胡适的鹦鹉”极为不满，觉得这些青年“太猖狂，太不知自量，太不识时务，太不知进退”，并说他们“还带着一些欧仆西崽的臭味”。
1962年5月5日，《政治评论》刊出叶青《中西文化问题之总结》一文，声称“‘全盘西化’是一种奴婢思想，而现在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多是陈序经的第三代信徒，所以称为‘奴下奴’是再恰当没有了。这些人，目的不在讨论问题，只是由于门户之见，为‘洋大人’、‘学阀’看‘家’而已”。陈序经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文化界主张“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1933年12月29日，他在中山大学礼堂发表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曾引发过一场关于文化问题的论争。陈序经认为：“寻出一种办法以为中国文化前途计的人，大约不出下面三个派别：一、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二、主张复返中国固有文化的；三、主张折衷办法的。”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后两派一个是“办不到”，另一个是“走不通”，因为“前者昧于文化的一致与和谐的真义，而后者昧于文化发展变换的道理”。《文星》在第五十八期时重刊陈序经《全盘西化的理由》一文，李敖还写了“重刊后记”，“对这位第一个提出‘全盘西化’四个字的人的一点怀念”〔27〕。这一姿态分明表示“陈序经的第三代信徒”毫不让步的决心。至此，文化论战进入了一个短兵相接阶段。
《文星》第五十五期（1962年5月1日）继续刊登讨论胡适思想及文化问题的文章，其中重刊胡适的《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一文。就在这一期，有好心人开始对论战双方进行“调和”。东海大学教授梁容若在《如何奠定现代文化基础》一文中，希望台湾学术界的风气现代化，大家多向前看向大处着眼，称旧账是算不完的，一时也难有结论。以梁氏之见：毛子水、胡秋原、居浩然、徐复观、李敖诸君悼念胡适的文章，其命意大体相同；居浩然当年教国文的种种高见，与徐复观所说的相去并不太远；李敖冷天常常穿长袍，文章又满篇成语，喜掉书袋，可见他还不能割断传统，完全西化；徐复观的儿女在国外学理工，足证他们一家也是追求现代化，热心科学，和胡适、李敖并无不同……“监察委员”黄宝实在《弭兵停战议》一文中认为，这场论战的美中不足之处，就在于“论少战热”，或“有战无论”，于是呼吁交战论者，各自忍辱一次，布施一次，弭兵停战，而转移智慧于文化之体认研究，“并从而宣扬之”……另有一篇法学家徐道邻夫人叶一凤的文章《谩骂不能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