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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摭言》又说：
郑合敬先辈及第后，宿平康里。（有）诗曰：“春来无处不闲行，楚闺相看别有情。好是五更残酒醒，时时闻唤状元声。”（原注：楚娘、闺娘，妓之尤者。）
所谓“先辈”，并非年纪很大，而是指上一届或若干届进士。这里所谓“楚、闺相看别有情”，显然指的是同时邪狎二妓，左拥而右抱，在一句句娇滴滴的“状元”的呼唤声中，至五更夜残，方才从酒色的陶醉中醒过来。
新进士平康冶游，除了希求获得灵肉的快感与升华外，更重要的目的是通过狎妓获得攀缘权贵的机会。目的虽然如此，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故在进士文人与妓女的频繁交往之中，两者产生感情，经常演绎出一曲曲动人的爱情故事。尤其是新进士之中不乏名士，妓家之中亦有名妓，名士美人相得益彰，恋爱故事层出不穷。可歌可泣之本事，有血有泪之诗文，亦真亦假之传奇，传之千古而不朽。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唐代白行简（白居易之弟）所写的《李娃传》和蒋防所写的《霍小玉传》两种传奇。前者所写之荥阳公子郑元和虽未必实有其人，但事有所本当无疑义；后者则直指中唐著名诗人李益。李益为唐大历年间进士。在《霍小玉传》中，进士李益对妓女霍小玉始乱终弃，霍小玉最后愤激而死。而在《李娃传》中，主人公荥阳公子进京赶考，遭遇京师名妓李娃，流连妓院，不能自拔，以致一度流落街头，后赖李娃救护，两人终成夫妇。文人笔下的平康名妓，大都有情有义，而男人们则大多是负心汉。方荣杲《题红薇感旧记》诗说：“那知侠义出平康，羞煞邯郸击剑郎。”确实，比起李娃、霍小玉以及明末清初金陵“秦淮八艳”诸妓的侠义风骨，真可羞煞一大批自命忠肝义胆的男子汉大丈夫，其中包括许多自命清高的薄幸文士。
文士狎妓，虽有虚华应酬甚至玩弄女性灵肉者，也有因情生爱最后为爱妓殉情而死者。《太平广记》卷二百七十四引《闽川名士传》记载了一个令人为之伤感的恋情故事：
欧阳詹，字行周，泉州晋江人。弱冠能属文。天纵浩汗。贞元年，登进士第。毕关试，薄游太原。于乐籍中，因有所悦，情甚相得。及归，乃与之盟曰：“至都，当相迎耳。”即洒泣而别。仍赠之诗……寻除国子四门助教，住京。籍中者思之不已。经年得疾且甚，乃危妆引髻，刃而匣之。顾谓女弟曰：“吾其死矣！苟欧阳生使至，可以是为信。”又遗之诗曰：“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时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绝笔而逝。及（欧阳）詹使至，女弟如言。（使）径持归京，具白其事。（欧阳）詹启函阅之，又见其诗，一恸而卒。
这个真实的故事，或可以为男人们挽回一点面子。
大清：与胥吏共天下
？ 张云江
郭嵩焘曾有一段名言：“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1〕这番话一言中的，指出了清朝统治的一大特色。所以有清一代，原来朝代有过的宰相专权、大臣朋党、军阀割据、宗室干政、外戚夺权、宦官横行等现象，都基本没有发生，“与胥吏共天下”也是一个原因。
胥吏（包括幕宾）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雍正的上谕里就曾经说过：“今之幕客，即古之参谋记室。”参谋记室的名称在汉唐就散见于各类文字，主要是帮助各级主管官员做文字工作，有时也能参与机密决策。实际上再往上推，春秋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以及“门客”、“舍人”等，也可算作它的历史渊源。
清代的胥吏、幕宾和以前不同，以前的都算是国家正式官员，都有秩禄，清代则不算官员，不入流品，也没有秩禄。胥吏、幕宾的业务范围大致是一样的。胥吏是“庶人在官者”，和士人属同一阶层，在社会上身份地位比普通百姓高一些，而且有机会考官。但即使考上官职也不高。幕宾则是熟悉刑名钱谷、典章律例的人。清代从督抚到州县，都聘有幕宾。幕宾的身份地位比胥吏要高得多，胥吏是下人，而幕宾是师友，因为幕宾不仅熟悉吏事，而且有较高的文字修养，因为清代是以奏折为上下公文联系的主要方式，这给幕宾舞文弄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如果幕宾再擅长运筹帷幄，就更能得到主官的尊敬，甚至能够实际掌握地方上理事治人的大权。如左宗棠当年给湖南巡抚骆秉章做幕宾就是一个例子，当时左只是一个举人，但当时二品武官见他不请安，他就敢大骂：“王八蛋，滚出去。”可见地位的崇高。
清代的政治运作机制使得各级政府长官离不开胥吏、幕宾，是大清必须“与胥吏共天下”的原因。
清朝各级政府主管人员的来源主要是以下几种：满族亲贵；立有战功者；捐纳得官；当然最多的是凭借科举考试“正途出身”的人。分析一下这四种人，一开始都缺乏从政所需要的实际能力，对于法令条例更是茫然无知，即便科考出身的士子也不例外。因为清代制度规定，除了吏之外，一般人不准读律条，否则算犯罪；生员读书期间也不准过问地方政治，否则就要“黜革治罪”。这是清代各地学堂的规矩。所以士人在做官之前根本不知道政务实际运作的基本规则，不请胥吏、幕宾帮忙，简直连锅都揭不开；而且清代地方官业务繁忙，举凡行政、民刑、钱谷、文件、书启、征比等，还有临时性的上司官员的过境、临时事务的摊派以及水旱灾荒、民变盗寇等等，都得管，但政府在编人员却非常少，即便主官吏事样样精通，也不可能样样过问，这一大摊子没有胥吏、幕宾给撑着就玩不转。中央六部官员也离不开胥吏。因为到任的司员对业务并不熟悉，如果没有胥吏教给他一些东西，他可能连基本业务常识都不懂，所以官员一般只管签字画押，实际的公文写作、业务操办大都是由胥吏完成的。如光绪时的帝师、尚书兼协办大学士翁同和，自己都承认每天上班只是坐着“画诺”而已，所以胡林翼就曾经感叹道：“六部之胥，无疑宰相之柄。”
另外，清代政治运作有一大特色，就是一切行政措施都要按律例办理，君臣常常提及的“祖宗成法”、“率由旧章”，指的就是律例。“律”就是标准，清代的律共有七类：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共有四百三十六目，每一目下再附有很多“例”。“例”就是“历年钦奉谕旨更定及奏准通行事例”，简直是汗牛充栋，数不胜数。清代律文是不能修改的，随时权变而做损益处理、由皇帝认可的就属例，这两样合在一起就是地方政府处理具体事物的标准和样板。律例都是经上谕或六部行文下达到各级州县衙门的，搁置在档案卷宗里面，如果要处理具体事务，就要找相应的律例来获取合法的依据，没有这种依据或引用失误，就算是“违例”，汇报的公文在上司那里通不过不说，还要受到训责。所以找寻律例就成为一门学问，胥吏、幕宾历代相传的便有一套秘诀，就是“找签”。因为清代下行公文已经有了一定的格式，如对于某事应怎样办理，公文总是前面叙述具体事由，然后用“嗣后应如何如何”结语，“嗣后”的一番话就是以后地方可以遵循办理此类事务的准则，就是例。师爷遇到这样的字样，马上抄录下来，再注明是某年某月的上谕或某部某号的公文，然后把这签贴在有关的律条上，以后遇到类似的事务需要办理时，就查这种例条。所以这种贴签比律要多得多，怎样在卷帙浩繁的卷宗档案中迅速查找出来，幕宾、胥吏各有秘诀，他们一般都有秘本。梁章钜在《浪迹续谈》中说：“刑名钱谷之学，本非人人皆擅绝技，而竟以此横行各直省，恰似真有秘传。”这一套“吏学”、“幕道”，如果没有人教，是入不了行的，所以入门要拜师，还要分别行辈。老师传授徒弟，除了讲明白一般的公文写作的格式之外，首先是要他抄写旧的抄签和秘本，同时每天再抄写新到公文里的“嗣后”，在实践中边干边学。这样上下级公文的流通都掌控在各级政府中这些互有帮派、师承的幕宾、胥吏手中，他们就可以互通声气，招呼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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