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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年4月，金尼阁从里斯本出发，第二次往中国航行，次年7月抵达澳门。同行的二十余名传教士，其中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傅汎际等人都是饱学之士，日后并成了传播西学的栋梁。我们不要忘了，还有七千余部图书随船远航。旅途是艰苦的，有七名传教士染病死亡，包括金尼阁的弟弟；又有一个资料说，同行的传教士仅存五人。幸好图书完好无损，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了中国大陆。
金尼阁为中国带来了整整一个图书馆——即使在欧洲，如此规模的书籍，也堪称大型图书馆。据说，这些书都是精装本，无一重复，囊括欧洲古典名著和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神学、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最新成就。为此，金尼阁拟定了一个庞大的翻译计划，联络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经等中外人士，准备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向达先生称这一举动：“比之玄奘求经西竺，盖不多让。”
如果这七千册书全被翻译过来，中国文化会呈现出什么面貌，超乎我们的想象。十七世纪的欧洲，正在奠定近代科学的基础，中国倘能加入这一运动，其历史必将完全改写。不幸的是，1628年，金尼阁在杭州过早病逝，“西书七千部”介绍给中国知识界的计划流产。1938年，北平天主教北堂整理藏书楼时发现了“七千部”中残余的数百部。方豪先生《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援引北堂图书馆的早期法文目录说：这批藏书中“确知金氏携来教宗保禄五世所赠者合各种文字计之，凡二五七种，不能确定者，凡一五六种，两者共计四一三种”。1949年，由惠泽霖教士领导完成的北堂藏书目录，把教皇赠书的数目提高到了五百三十四种，计四百五十七册。
七千部西书来到中国后，只有一小部分被李之藻和王徵等人翻译成中文，大部分书籍蒙上尘埃，默默地流失，下落不明。在北堂图书馆沉睡了三百多年的，不仅有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著作和《安哲罗全集》这样的哲学经典，还有当时极其时髦的科学名著，例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
十七世纪初的欧洲人，刚刚暴富，也没有多少家当，他们恨不得把家底全掏出来，自己花钱运到中国。中国对此的反应十分冷淡。当时的情形是，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大多粗通中文，而中国的学者，几乎没有通拉丁文的。译书时，由传教士口授，中国学者记录大意，润色文字。利玛窦《译几何原本引》描述了翻译的艰苦。他说：“（徐光启）命余口传，自以笔受焉；反复辗转，求合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正，凡三译稿。”几个世纪后，李善兰译数学、林纾译小说，还是采用这么笨拙的方法。
参与西书翻译的中国学者，主要是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接受了天主教信仰的中国知识分子。翻译和刊印书籍的费用，大多由译者承担。明末清初的译书，几乎完全是耶稣会这个宗教小团体孤军奋战。他们是来中国传播天主教义的，却成了传播西方文化和科技的先驱，多少显得有点不务正业。这时候，中国的一流学者，例如钱谦益、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虽然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学的影响，可是没有介入翻译事业。持续两百年的西学东渐，《崇祯历书》、《几何原本》、《职方外记》、《远西奇器图说》介绍的崭新的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物理学知识，都没有召唤来一个教外大学者，抛弃传统作业，学习拉丁文，悉心探究异域文明。
许多人对明末清初的翻译事业做过研究，对于耶稣会译书的成绩，整理出不同的统计结果。美籍学者钱存训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和裴化行《欧洲著作汉译书目》两书，统计耶稣会士共翻译西书四百三十七部，其中宗教书籍二百五十一种；人文科学五十五种，包括哲学、伦理、教育、语言文字、地理等；自然科学一百三十一种，包括数学、天文、物理、地质、生物、医学、军事等。
中国第一个有远见的学者是徐光启，因为他说了十二个字：“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他将翻译置于会通之前，认为我们不了解西方文明，就谈不上会通中西，超胜西方。他生活的年代，中西两种文明的差距不大，日心说虽然提出，然而只是一个假说；牛顿还没有出生。这时候讲会通还是可行的。
清初士人也讲会通。被称为“历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学术界一致公认他已经会通了中西。但他仅见过西方传教士两次，没有深交，其西学知识都是从译成中文的西书中得到的。在天文学方面，他提出了一种旨在调和托勒密和第谷体系的新理论，从《崇祯历书》中的片言只语里，引用开普勒的磁引力说，来解释行星轨迹。他不知道，在西方，牛顿已经提出万有引力，哥白尼体系获得了决定性的支持。在数学方面，利玛窦和徐光启只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没有包括立体几何的内容，梅文鼎根据西书《测量大义》、《大测》等书透露的线索，独立探索了立体几何学的一些方面，只写成《几何补篇》。其实，西方早有现成的体系，只要把《几何原本》后九卷翻译出来就行了。事实上，从科学进步的角度看，梅文鼎并没发明什么，他的大多数研究均已过时，毫无价值。
梅文鼎完全明白西学的价值，而没去翻译西书。如果他提出要求，以他的学术声誉，在华的耶稣会士一定会乐意合作的。可惜他想都没想过要先翻译，再会通。西学不只是传教士介绍来的那些东西，在它的诞生地，西学充满生命，正在迅猛发展。以今日之中学与往日之西学融会贯通，怎么可能超胜？清人不解天下大势，夜郎自大，过高地估计了梅文鼎的学术成就。刘献廷说：“我友梅定九，中华算学，无有过之者。”李光第说：“从来历学，须以梅定九为第一。”既然他的数学和天文学都是中华第一，那么我们把他和同时代的西学第一人相比，就很公道了。你觉得，梅文鼎（1633～1721）和牛顿（1642～1727）相比，如何？
晚清另一个数学家的命运也令人感慨。海宁人李善兰有很高的数学天赋，十岁读《九章算术》，十五岁读《几何原本》，都是不烦师授，自修而成。他能够接触的数学知识，除了中国古代算术，就是明清之际传教士翻译的西方初等数学。1852年，四十二岁的李善兰带上自己的研究著作，来到上海的墨海书馆向传教士打听，西方是否有他研究的那些学问。正在主持西书中译计划的伟烈亚力阅读后大惊，认为他的研究近于微积分，可是微积分还没有传入中国呢。他独立完成的对数研究，按伟烈亚力的话说：“倘若李善兰生于纳皮尔、布里格斯之时，则只此一端即可名闻于世。”我们要明白，此时已是纳皮尔和布里格斯这两位对数创始人死后两百多年。原来，李善兰辛苦研究的一切，不过是重复劳动。
伟烈亚力邀请李善兰合作译书，他们续译了《几何原本》后九卷，介绍牛顿力学的《重学》，介绍哥白尼体系的《谈天》，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的入门书《代微积拾级》等。李善兰认为，《代微积拾级》一出，不但中国传统数学全部可以废弃，连明清之际传来的西法也过时了。李善兰从事的翻译事业，不但葬送了梅文鼎的天算成就，也亲手埋葬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1859年，他对朋友说：“当今天算名家，非余而谁？近与伟烈君译成数书，现将竣事。此书一出，海内谈天者必将奉为宗师。”李善兰不去吹嘘自己的数学独创，而是为翻译并掌握了先进的科学知识而自豪。他十分清醒，中西科技文明相差如此之远，没有什么好会通的。要做的只有一件事：翻译和学习。
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梁启超开始发表他的长篇政论《变法通议》，其中有谈《论译书》的一章。他主张：“使天下学子，自幼咸习西文；取西人有用之书，悉译成华字。”在另一篇文章，他提出：“故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