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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之学的董作宾便曾评价述说道：
……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这本书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初版到二十一年十月五版时，三年之间已印了九千册。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史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2〕。
郭沫若与董作宾之间，对双方研治甲骨之学的成果，本即早已有所交流。郭沫若的《卜辞通纂》于1933年出版后，他即致函是书之出版者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要求寄赠给董作宾三部（亦包括赠史语所者）。董作宾亦尝函告郭沫若曰彼友亦欲购之〔3〕，还写信给胡适推荐郭沫若为院士。其实，这些都是双方长久学术往来的结果。
当然，史语所同仁对郭沫若的成果，未必都持正面意见。首任所长傅斯年便批判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旧史不足征，惟新史料不妄，用是新旧史料之相冲突者，则推翻旧史料而抹杀之，顾不论其本不必合与无须抹杀也”〔4〕；而以《甲骨学商史论丛》扬名的胡厚宣亦在致傅斯年报告己身打算撰述是书的信函里，同样批评郭沫若“以研究甲骨文字之人，而抹杀甲骨文中证据，此大不该也”〔5〕，评价不高。
待郭沫若之名列入院士候选人的名单，在中研院评议会里讨论时，意见就更多了。当时傅斯年远在美国治病，所务由他向来欣赏的夏鼐代理，他很详尽地向傅斯年汇报了当时的场景。夏鼐在信里说，当时评议会里讨论各方推荐名单谁有资格列名为院士候选人时，各有所见。例如，胡适于哲学领域又多推荐了一位陈康，因为“陈氏希腊哲学造诣颇深”；周鲠生则认为李剑农“对于中国经济史及近代政治史皆有成绩”，故予以推荐；会中还“有人提出何以不列入熊十力、朱起凤、向达三先生。经胡适之先生解释后，亦无异议”。至于不是评议员的王叔岷则扬言谓“刘文典先生之《淮南子》及《庄子》，校勘考据皆甚糟糕，并云傅先生如出席，必不推荐为候选人”（但是，刘文典最后还是居于院士候选人之列）。然而，最引起争议的便是郭沫若了。在本来的推荐名单上有化学科之赵承嘏与萨本铁二人，惟“因其曾任伪大学行政职务，故加删除”等。不是评议员但是代理所务的夏鼐，代理傅斯年出席盛会，见此局面，“以为此事关系颇为重大，故起立发言”，声言曰：“……Member
of Academia Sinica以学术之贡献为标准，此外只有自绝于国人之汉奸，应取消资格。至于政党关系，不应以反政府而加以删除。会中意见分歧，最后以无记名投票表决。……投票结果以十三票对八票，仍决定将郭氏列入……”〔6〕
显然，郭沫若之终可当选中研院院士，实有赖于夏鼐的一席话，否则，他可是连院士候选人的资格都没有呢。
夏鼐本人对于这次的院士选举还有一些想法，在给傅斯年的私信与公开发表的文章里〔7〕，都有长篇大论的说明，这里就不多谈了。
法国思想家Pierre Bourdieu对“知识场域”（intellectual field）的构成，有精彩的论述。在他那里，某个特定时间与空间的知识场域，是由占据着不同知识位置（intellectual
positions）的众多行动者（agents）所构成的。在这个“场域”里的每一个分子（elements）不但以某种明确的方式相互关联在一起，他们亦各有其明确独特的“重量”或是权威性，所以，这个“场域”其实也就是一种权力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power）的“场域”。这个“场域”里的行动者，彼此相互竞争。竞争什么呢？那些可以界定什么是知识／思想既成体制（intellectually
established）及文化正当性（culturally legitimate）的权利（right）。只是，在一个“场域”里，其实还可以看到许多的“次场域”（sub…field），它们在这个“大场域”里各有一片天地，而它的内部也有和在“大场域”一样的情境。Bourdieu更强调了各式各样的理念的位置或关系的属性：在一个“场域”里，正统／异端其实是相互界定的。这样看来，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本为学林盛事；然而，它绝对不会只是“学术”而已。学者之间，对于谁可以荣膺这顶知识场域的桂冠，各有想法，各有所见；更令人惊异的是，“政治立场”居然也可以成为“封杀”某人如郭沫若列居院士候选人的理由。“知识场域”里的权力关系，于此思过半矣。还好，有夏鼐的“临门一脚”外加那十三位中研院评议员的学术理性，政治／学术的“异端”，也可以找到他们的生存空间，乃至于扬名立世（当然，郭沫若大概对此荣衔“不屑一顾”罢？他并未出席第一届中研院院士会议）。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来看，中央研究院作为当时的学术界里的一方学术净土，还是自有其学术独立自主运作的空间的。
“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从王叔岷的故事说起
1941年秋天，怀抱着“奇书十万卷，随我啖其精”心愿的王叔岷，来到了四川南溪县李庄的板栗坳。这里是地图上绝对找不到的地方。日本空军的炸弹，没有朝这儿丢下来的理由。漫天战火之际，飘泊万里，中研院（以史语所为主）的一群读书人，好不容易才寻觅到这方“桃花源”，终于可以暂时歇脚一下了。不及而立之年的王叔岷，是才向北大文科研究所报到的“新鲜人”。照当时的规矩，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可以选择到板栗坳来完成学业。王叔岷的学术道路，就在这片“庭前多好鸟”、“户外多修竹”的天地里开展了。
王叔岷是四川大学中文系1939年班的第一名毕业生，却没机会留在系里当助教。前途茫茫之际，经过老师徐中舒的点拨，他才决意报考北大文科研究所。在川大校园里颇有才子之名的王叔岷，来到李庄，首先拜见了兼任文科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并把自己的诗文呈请指导。傅斯年翻了一翻，便询问王叔岷的未来研究课题。王叔岷称想研究《庄子》。傅斯年笑了一笑，竟开始背诵起“昔者庄周梦为蝴蝶”这一章，一幅怡然自得的样子。忽然，傅斯年严肃地告诫王叔岷道，研究《庄子》要从校勘训诂入手才切实。他又翻了一翻王叔岷的诗文，定下了一条规矩：“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王叔岷只好唯唯诺诺而退。在名义上，王叔岷的导师是远在昆明的汤用彤，师生之间只能靠书信联络。王叔岷在信里向导师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汤的复函则告诫道，研究学问只有“痛下工夫”四个字而已。在傅、汤两位学术巨人的鞭策之下，王叔岷确实“痛下工夫”，1943年毕业，留在史语所任职，此后著作等身，在文史学界挣得了难能替代的一席之地。
像王叔岷这种初入学术天地的青年，得到傅、汤两位的点拨，似“狮子吼”，若“海潮音”，终于一步一脚印地取得了傲人的学术成绩。然而，傅斯年为王叔岷定下的规矩“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却就此成了史语所对新来报到的青年学者制定的需共同遵守的金科玉律。比如，比王叔岷晚一年从北大文科研究所毕业，但同样留任史语所助理研究员的李孝定，于到任后的第一年或第二年，就向史语所《集刊》投了一篇稿子，不久就被退稿了。他回忆道，这是忽视了傅斯年“进所三年内不得撰文的明训”的必然结果。他痛苦地述说了自己的心境：“这是我生平所受最严重的打击，因此造的自卑感，压抑了我至少十五年。”当然，经此“打击”，李孝定并未灰心丧志，仍是努力不辍，日后在甲骨研究领域竟自成一家之言。
来到台湾，傅斯年“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的规矩一样有效。从台大文科研究所毕业后进入史语所担任助理研究员的许倬云，回忆自己刚来报到的情况：“按照旧规矩，进所新人，有一定的任务。同时，入所之初，学习为主，不得立刻写论文，急于发表。”于是，他在那一年内，即承所内前辈芮逸夫与陈盘庵先生之命，从先秦典籍中选取《周礼》与《左传》，连本文加注疏，一句一句，一行一行，仔细点读，为他在中国古史领域的研究工作打下了深厚的根基。
傅斯年为青年学者定下“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的规矩，用心是良苦的。即如本院林毓生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