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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诞生的最不适当的时机与地方。同样的道理，如果是瞻前顾后，就什么事也搞不成……〔2〕
作为《文星》的老板，萧孟能显然认同这样的办刊方式。他说：“这个故事用来比喻从事杂志出版事业的人，真是再恰当也没有。因为大家明明知道‘按照牌理’从事于杂志出版的事业，是一件费力而不讨好的事业。……相信也许‘不按牌理出牌’可以出现点奇迹，或者不至于垮得惨兮兮的……”〔3〕林海音对于《文星》的诞生感到十分兴奋，她在给台湾作家钟理和的一封信中直称《文星》是“我们朋友办的，综合性，格调被认为在台湾是第一位”〔4〕。尽管如此，从1957年11月到1961年10月，即《文星》第一期至四十八期，有人认为这是《文星》“平庸无生气的”的头四年。而这一说法更准确地来自于李敖的回忆录：“那时候书店已开了十年、杂志已办了五年，可是成绩却很平平。原因很简单：‘文化商人’受格局所限，因而他们虽‘万事俱备’，总是无法突破水准。真正的突破，有赖于‘东风’型的人物，才能达成。无疑的，‘东风’型的人物没有比李敖更合适的，于是，在李敖进入《文星》以后，杂志变色、书店改观。”〔5〕李敖的这一说法未免过于简约，但《文星》在创刊四周年的第四十八期（1961年10月1日），出人意料地刊出一篇远在英伦的居浩然〔6〕撰写的火气十足的《徐复观的故事》。这篇尖酸刻薄的文字使得“一向在稿件题目设定与文字语气上作风稳健的《文星》，自此逐渐浮现出一种蓄势待发、积极寻找批判对象、隐约呈现霸气的风格。……可算是《文星》‘西化派’作者猛烈抨击‘传统派’为‘义和团分子’的头一炮”〔7〕。第四十九期（1961年11月1日）充满霸气的文章是青年李敖一炮打乱天下的成名作《老年人与棒子》。1962年11月6日，胡适应东亚区科学教育会议之邀在开幕式上发表英文演讲，这篇英文讲稿除刊登在当时的报纸上之外，第五十期《文星》（1961年12月1日）又刊出经胡适本人认可的讲稿译文（由徐高阮翻译，作者注）。殊不料，这篇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讲稿立即遭到了卫道士诸公如徐复观〔8〕、郑学稼等人的“口诛笔伐”，甚至恶意诋毁。一时间围剿、责难的文章纷纷出笼，热闹不已。客观地讲，这场不期然的文化论战之发生，胡适生前并没有料到。但对于正处在“蓄势待发”中以求改观的《文星》杂志来说，不啻于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尤其是深谙市场之道的《文星》老板萧孟能不可能眼睁着与之擦肩而过，尽管这时他并未意识到这场由《文星》引发的文化论战到后来竟会走向一个不可收拾的田地。因此，第五十二期《文星》（1962年2月1日）在《编辑室报告》中这样说：“在这一次论战中，我们暂时不想指出谁对谁错，对与错的问题应当诉诸全民族的理性良知。我们也不准备提供什么见解，这是需要大多数人来共同讨论的。我们所能做的，是把《文星》这座小小的‘讲台’贡献出来，请大家登台演讲，各抒高论……”〔9〕就在《文星》及时地提供这个“讲台”的关键时刻，一个横睨一世的“文化顽童”李敖不由分说地登场了。他似乎已等待得太久，二十六岁的年纪，精力充沛，雄心勃发，其语气一上来就顾步自盼、咄咄逼人，让萧孟能心中大喜过望。在当时《文星》主编陈立峰的介绍下，萧孟能亲赴台北新店找到了这个“蓄势待发的穷小子”（吴祥辉语），双方一拍即合，公私之谊自此肇始，成为“肝胆挚友”。四十多年后，萧孟能这样回忆说：
《老年人与棒子》这篇文章，主要是讲老年人霸住位子不放，年轻人冒不出来。这篇文章寄来《文星》的时候，我还不认识李敖。我看这篇文章之后，觉得他写得这么好，不管是文章的内容、文字的表现方法，实在太好了。这么好的作者，在刊登以前，我怀疑作者另有其人。在这种特殊情况之下，我都要亲自去找作者见面谈谈，对作者的背景和工作情形，作一番了解。我发现作者李敖原来是台大历史研究所的研究生，只有二十多岁，他住在新店。我去找他，他住的房子是房东墙外搭的一个长形斜顶的棚子，生活相当清苦。《老年人与棒子》发表之后，李敖又继续写了几篇文章。在很短期间之内，我为他的文采、风度、谈吐所吸引。我心想，从事文化出版这一行的人，最需要这样一位人才，当然我对于他工作能力之强，尤其他特别有事务才，办事有条有理，有速度，干脆，真是千载难逢的好人才。〔10〕
这一年萧孟能四十一岁，正处于文化出版事业的巅峰状态。对于这一次会面，无论是萧孟能抑或李敖，事实上都是双方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笔。从萧孟能晚年谈话中，我们仍能感受到当年他对这位小于自己十五岁的年轻人“礼贤下士”的自得心情。李敖也承认，“萧孟能的长处是能欣赏人才”〔11〕。但李敖也不客气，对《文星》前四年的表现大不以为然：“……那样温吞吞地办上四年，不能鼓动风潮，不能造成时势，不能一言而为天下法，不能使老顽固血压高……这是在这个地区循规蹈矩‘按牌理’的结果，而不是‘不按牌理’的结果。所以，《文星》生命的起算，不始于第一年，而始于第五年。”〔12〕李敖之所以调强《文星》的生命始于第五年，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思：一为《文星》第四十九期刊发了李敖的成名作《老年人与棒子》，它所引起的惊叹之声为双方带来了不小的声誉；二为在萧孟能“老谋深算”的赏识之下，李敖毅然放弃了在台大历史研究所的学业，正式进入《文星》成为重要的一员，并一跃而为主编，从此“《文星》变色”（李敖自语）。若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李敖的这番话或许不无道理。《文星》从第二十五期起，虽然将其编辑方针从“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改为“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但与当时雷震所主持的政论刊物《自由中国》半月刊〔13〕在思想上对台湾当局威权统治的猛烈批评仍有着相当的距离。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自由中国》半月刊因发行人雷震被捕而被迫停刊，这时人们的视线才开始转向已刊登大量批判性文章的《文星》杂志。当时关心台湾社会问题以及向往民主与自由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人不知道《文星》的存在，也很少有人没有读过它的文章。尤其是血性贲张的青年人对此时《文星》的大胆言论莫不为之而心动。这似也可从另一角度来反证当时《文星》意欲“加大思想比重”的设想与做法是可行的。萧孟能这样说：
我办《文星》的头四年，有些言论批判的文章，但是，第一，太少，第二，太弱，第三，对外联络不够，第四，设计题材做得不够。因此我那时的许多想法和社会关系，都运用不起来。所以我看到李敖的文章之后，知道他是办理文化性的批判言论的最佳人选。他来之后，《文星》因他而作风大变，这点李敖没有吹牛。我希望他这样做，我支持他这样做。但是李敖说在他没来的头四年，《文星》是不算的，这一点是太过分了，何凡主编的那四年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文星》创刊不久便发生一件大事，就是成舍我的狗年谈新闻自由，为当局不惜，甚至有人批评我们是新亡国主义者。李敖来后，与我配合得非常好。〔14〕
尽管《文星》有着“求变”的思想动机和真实心态，但“中西文化论战”的不期而至，对于《文星》来说真是可遇而不可求。胡适的那篇英文讲稿本身并不存有意挑起论战的动机，恰恰是他本人长期以来在对待东西方文化时一以贯之的态度，而那个冲劲十足、竭力想维护胡适思想的青年李敖则另当别论了。关于这场文化论战的时代背景，有一种说法值得思考，即台湾社会自1953年以来实施四年为一期的长期经济建设计划，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已历经了两期，在大量引进西方资本、科学技术、技术人才的同时，伴随而入的西方思潮早已将台湾的社会文化结构冲击得摇摇晃晃：“当时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十字路口的台湾知识分子，早就希望能在思想上做一个解决……论战顺应了整个台湾现代化过程的最高潮——一种新的文化观，或说世界观的形成。”〔15〕正是在这种痛苦的精神徘徊与思索之中，胡适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