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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将消息恨层城，犹有罗敷未嫁情。
车过卷帘劳怅望，梦来携袖费逢迎。
青山憔悴卿怜我，红粉飘零我忆卿。
记得横塘秋夜好，玉钗恩重是前生。
如梦的年华，美好的爱情，乱世的悲伤，尽在寥寥数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正是因为诗中融入了时代的变迁和世道的沧桑，赋予了这组艳体诗非同一般的格调，以至连擅长此道的钱谦益都深为叹服〔11〕。“玉钗恩重是前生”，梅村正是把明王朝当成自己的“前生”的。正是在“前生”，他春风得意，一夜成名；也正是在“前生”，他与卞玉京结下了美好的情缘。明王朝的灭亡，不仅让吴梅村失去了精神支柱，也断送了他与卞玉京的这段美好情缘。
三个月以后，也就是顺治八年的初春，卞玉京在一名叫柔柔的侍女的陪同之下，果然乘船来到吴梅村的家中看望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痛苦，卞玉京仍然风姿绰约。但是，她却身着黄色道袍，自号“玉京道人”。她给吴梅村弹奏了一首又一首的曲子，然后流着泪讲述了自己这些年的遭遇。身世之悲、亡国之痛还有对昔日恋人不幸遭遇的同情与感慨一齐涌向吴梅村的心头，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发而为诗，写下了不朽名作《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卞玉京的来访重新唤起了吴梅村对她的爱恋。卞玉京离去的时候，他一直把她送到一百多里之外的苏州横塘。他把自己为卞玉京写下的《琴河感旧》四首诗赠给了她，还写下了缱綣缠绵的《临江仙·逢旧》：
落拓江湖常载酒，十年重见云英。依然绰约掌中轻。灯前才一笑，偷解砑罗裙。
薄幸萧郎憔悴甚，此生终负卿卿。姑苏城外月黄昏。绿窗人去住，红粉泪纵横。
“薄幸萧郎憔悴甚，此生终负卿卿。”吴梅村终于有机会说对卞玉京说出了内心的愧疚和悔恨。词风也不再香艳，而是充满了悲苦。这一次见面给他们的恋情画上了句号。他们分手之后，卞玉京委身于浙江一个地方大员，山水阻隔，两人无由得通。再后来，卞玉京向那个地方大员求情，真地做了道人。她前往苏州投靠了与吴梅村沾些亲的医生郑钦俞。吴梅村虽然曾在郑钦俞处与她见过面，却是“以方外礼”见的。由于国破家亡，加上这些年的不堪回首的经历，卞玉京已经对俗世的一切都心灰意冷，再也不能与吴梅村两情缠绵了。郑钦俞对她很照顾，专门为她筑别室以居。为报答郑钦俞，她刺舌血抄写了一部《法华经》献给他。只过了十来年，她就在忧郁中离开了人世。
吴梅村也并不比她幸运，顺治十年，他终于在各方的压力和清廷的逼迫下出仕清朝，写下了生命中最耻辱的一页。他终生都对卞玉京抱有愧疚，因为，由于他的“薄幸”，卞玉京的命运在她的秦淮姊妹行中是最苦的一个，重情的吴梅村是难以原谅自己的。在卞玉京去世后，他还亲到卞玉京的墓地悼念，写下了缠绵悲苦的《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他比卞玉京多活了十余年，临终前写下了绝笔诗：
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
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
吴的一生，留下的遗憾和“罪孽”太多了，他与卞玉京的爱情悲剧就是其中之一。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他的眼前一定浮现过卞玉京泓然的双眸，那其中，有忧伤，有爱恋，也有怨恨。
注释：
〔1〕〔2〕〔3〕〔8〕〔9〕吴伟业：《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7、101、89页。
〔4〕徐江：《吴梅村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7〕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6〕叶君远：《吴伟业评传》，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0〕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四章，三联书店2001年版。
〔11〕（清）钱谦益：《读梅村宫詹体艳诗有感书后四首》，《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桃花庵里桃花仙
——风流才子唐伯虎的前世今生
？ 慧 远
在中国世俗社会中，唐伯虎这个名字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且不说关于他的各种野史逸闻滥觞于民间，旧时的一部《四杰传》以及评弹《三笑姻缘》亦可谓深入人心，遍传于大江南北之街头巷尾与茶楼酒肆。再加上近世影视作品的推波助澜，更使得唐伯虎的形象带有了浓重的世俗文化意蕴，他本人也日益被打造成为一个半人半神的传奇人物。唐伯虎的形象向以风流倜傥和潇洒不羁为其标准的民间定式，各种版本的唐伯虎故事所突出表现的也大抵不外他恃才傲物、游戏人间的才子本色，无论是明人冯梦龙的小说《唐解元一笑姻缘》，还是当代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其间一脉相传的无不是唐才子对传统道德的藐视和对世俗规范的颠覆，他的所作所为既与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大相径庭，而他的风流韵事却又为一般大众所艳羡和津津乐道，其微妙之处的确耐人寻味。那么，现实生活中的唐伯虎，其真实的面目究竟如何呢？
我们先来翻阅一下《明史》。这部由清代官方所修的卷帙浩繁的正史，留给唐伯虎的不过只有区区二百多字而已。在五十多人的文士合传中，唐伯虎名列倒数第十六，其志传的内容如下：“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性颖利，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祝允明规之，乃闭户浃岁。举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座主梁储奇其文，还朝示学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几，敏政总裁会试，江阴富人徐经贿其家童，得试题。事露，言者劾敏政，语连寅，下诏狱，谪为吏。寅耻不就，归家益放浪。宁王宸濠厚币聘之，寅察其有异志，佯狂使酒，露其丑秽。宸濠不能堪，放还。筑室桃花坞，与客日饮其中，年五十四而卒。寅诗文初尚才情，晚年颓然自放，谓后人知我不在此，论者伤之。”另外，一些地方志诸如《江南通志》、《苏州府志》和《吴县志》等，对唐伯虎的记载也基本如此，其间并没有太大的出入。由此可见，唐伯虎除了的确以才华名动一时之外，其个人经历与宗法社会中所有的落拓士人一样，也并无多少特殊之处，至少，这个唐伯虎与民间传说中的那个风流才子形象相距甚远，两者之间不可以道里计也。
综合各种史料，我们大致能够勾勒出一个这样的唐伯虎形象：唐伯虎，名寅，字伯虎，后字子畏，号六如，明代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出生于苏州的一个小商人家庭。唐氏先祖曾是唐朝功臣。唐伯虎虽生于商人之家，但其父唐广德却深知功名之重要，对伯虎的教诲亦可谓不遗余力，所以，唐伯虎虽然“童髻入学，才气奔放”，从小就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个人禀赋，但是，针对涉及自己一生命运利禄的功名，他还是时刻不敢稍忘的。弘治十一年（1498年），唐伯虎举乡试第一，被时人称作“唐解元”，并被学士程敏政所激赏，一时之间才名远播，伯虎本人亦春风得意、心骄志满，大有问鼎状元郎舍我其谁之态。次年，唐伯虎与自己的朋友、江阴巨富徐经一起进京参加会试，主考官一位是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另一位即是时任礼部侍郎的程敏政学士。既然程学士对唐伯虎早已存在良好印象，彼此之间的走动也就难免密切了一些，而且，程学士也的确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对伯虎的文章表示了自己的赞赏。正所谓“骄妒互会，竟媒祸胎”（顾琳《国宝新编》）。而唐伯虎百无禁忌的狂放姿态以及程敏政对他不假掩饰的偏爱，显然触犯了宗法社会立身处世需明哲保身之大忌。至于程敏政遭弹劾以及唐伯虎被黜入狱的真实原因，甚至包括徐经是否真的以贿赂程敏政家童得到了试题，当时的史料或者语焉不详，或者相互抵牾，《明史》的记载亦显然失之于简略，以致后人对其中的关节，意见纷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