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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貉〃为当时骂人习语。明乎此，鉴于法家对贫民的偏见，我们把秦律中的〃人貉〃理解为〃像貉一样懒惰的贫民〃大概是符合原意的。
《商君书·竟内》规定：
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军。
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
在这里，〃赏爵一级〃与〃益田一顷〃、〃除庶子一人〃相辅而行，庶子大致相当于为主人耕作的农奴，他们通常有固定的劳动时间（月六日），由无爵者充任。秦律中不见有〃庶子〃，但有关〃人貉〃的规定却与庶子很相似。从〃虽不养主而入量（粮）者，不收〃一语判断，人貉也主要为主人从事耕作；或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从〃当收〃、〃不收〃等语判断，人貉地位虽低，但并不是奴隶。我们不能因此而断言人貉就是庶子，但不论人貉，还是庶子，都是秦律对无爵贫民的歧视，其目的就是要迫使全体国民无条件地投身于〃耕战〃，以最大限度地服务于战争。
c。闾左
史籍中对〃闾左〃的解释可谓歧义迭出，真伪难辨；而学术界对此也见仁见智，迄无定论。《史记索隐》中列举了两种解释：
闾左谓居闾里之左也。秦时复除者居闾左，今力役凡在闾左者尽发之也。又云，凡居以富强为右，贫弱为左。秦役戍多，富者役尽，兼取贫弱者也。
本文认为，〃凡居以富强为右，贫弱为左〃，这一解释比较符合实际。汉代人往往称豪强大姓为豪右，如武帝〃六条问事〃称〃强宗豪右〃 ，明帝永平十三年诏亦〃贫人〃与〃豪右〃对称 ，据此，〃贫弱为左〃的说法应当是符合实际的。古人贵右而贱左，〃富强为右，贫弱为左〃合乎这一习惯。陈涉〃尝与人佣耕〃，无疑属于无地或少地的贫民。他在被谪发的〃闾左〃之列，并在戍卒中任屯长 ，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闾左〃确是对贫民的称呼。〃谪戍〃即惩罚戍边之意，不属于正常的徭役征发，而是秦朝对于某些具有特定身份者的一种歧视政策。秦律既然视贫民为〃惰民〃，那么罚贫民去戍边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只是《索隐》紧接着又说：〃秦役戍多，富者役尽，兼取贫弱者也〃，则与史实不合。根据晁错的叙述，〃谪戍〃是渐次展开的，其次序首先是〃吏有过〃、赘婿和贾人，然后扩大到曾经有市籍的人，又进而扩大到本人虽非商贾而父母、大父母曾有市籍的人，最后才〃入闾取其左〃 。也就是说，是犯罪的官吏、受法律和社会观念所歧视的赘婿、商贾及商贾子孙已被征发殆尽，才〃兼取〃本属正常服役者的〃闾左〃。秦王朝把谪戍对象扩及本该只服正常兵役的贫苦平民，才激化了阶级矛盾，加速了王朝的覆亡。
〃复除〃指免除徭役，例如《汉书·食货志下》：〃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千夫，征发之士益鲜。〃《汉书·元帝纪》永光三年〃冬，复盐铁官、博士弟子员。以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徭役〃 。说明只有达到一定的爵位或具有一定的身份才能享受到这种待遇。秦时的〃复除〃具体内容或许与汉朝有异，但大的原则当亦如此。从上面〃谪戍〃的次序来看，〃闾左〃不可能是〃复除者〃。另一方面，〃闾左〃也不会是奴隶。秦汉时期，奴隶虽处于社会的最低层，却是主人的私有财产。而越是有权有势的人，蓄奴也必然越多。因此秦朝如果强行征发奴隶戍边，势必将损害其主人的利益，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满。而且陈涉如果是奴隶，也就不会〃与人佣耕〃了。
有关汉代的史料中，已不见〃人貉〃或〃庶子〃的记载。〃闾左〃之称也很少有人提起，以致于汉末和魏晋时期的学者，已经不能明确其含义。当然，秦律中赤裸裸地歧视贫民的条目也并没随着汉朝的建立而完全废除。《汉书·武帝纪》天汉四年〃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出朔方，而赘婿即在〃七科谪〃之列。此外，武帝太初元年〃发天下谪民西征大宛〃及天汉元年〃发谪戍屯五原〃所谪发的对象可能也是那所谓的〃七科〃。而且赘婿仍然被拒于仕途之外，汉文帝时曾规定〃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 。这一切都说明赘婿在汉代法律中仍然受歧视。
不过，就总的情况而言，与秦代相比，汉代对贫民明显加以歧视的法律条文已大为减少，包括赘婿在内的〃七科谪〃也只发生于武帝一朝。其他时期谪发对象基本都在刑徒、罪吏范围内。东汉时期将刑徒减罪戍边的做法更加频繁，却没有一例涉及赘婿和闾左。
两汉时期也有〃徙民实边〃的政策，所迁徙的也主要是贫民，但与谪戍不同，不是采取惩罚罪人的方式，而是采取召募、奖励的办法，在迁徙地〃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能自给而止〃 。汉武帝虽然将赘婿列入〃七科谪〃，但对普通贫民却加以安抚。如《汉书·石庆传》：〃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无名数者四十万。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適之〃，汉武帝对这一提议颇为不满，遣责丞相石庆说：〃今流民逾多，计文不改，君不绳责长吏，而请以兴徒四十万口，摇荡百姓，孤儿幼年未满十岁，无罪而坐率，朕失望焉。〃〃无名数者〃即脱离户籍者，依汉代法律，百姓无故脱离户籍是有罪的 ，但这里的〃无名数者〃是由于水灾以及〃惟吏多私，征求无已〃所致，因此武帝主张〃绳责长吏〃，反对谪徙流民。
法家认为官府赈济贫民是〃夺力俭而与侈惰〃 ，并将这一观念运用于法律实践，然而在汉代，赈济、安抚贫民的诏令却史不绝书。秦代的军功爵在汉代也越来越失去奖励军功的性质，皇帝常常在即位、立太子、改元、郊祀等等场合赐民爵、赐吏爵。进入东汉以后，赐爵成了招抚流亡的手段。凡此种种，都反映了汉代贫民在法律上是抚恤的对象而不再是打击的目标。
当然，尽管秦汉贫民在法律上的地位有很大不同，实际上汉代贫民所受的剥削和压迫仍然是很沉重的。这是因为汉与秦一样存在着高下悬殊的社会等级，存在着阶级剥削与压迫，而且秦汉法律都同样维护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因此，不论是秦还是汉，最终都无法摆脱同样的命运被饥寒交迫的贫民所推翻。
第六章 秦汉法律与经济发展
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其经济方面的立法，会直接对经济发生影响；而且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不管经济立法还是其他方面，在其运行过程中，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当时的经济发展，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一节 契约
就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而言，早在西周时，契约就已应用于奴隶、牛马、兵器、珍异等商品的买卖以及土地的抵押、典当、赠与、交换等方面。实际出现的时间可能更早，而且并不限于经济领域。
春秋战国时期，是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时期，同时也面临着礼坏乐崩、诸侯纷争的复杂局面。在这种形势下，契约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从先秦诸子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有关的记述：
《管子·问》：问人之贷粟米有别券者几何家？
《管子·山至数》：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财物，苟合于国器君用者，皆有矩券于上。
《管子·轻重乙》：君直币之轻重以决其数，使无券契之责，则积藏囷窌之粟皆归于君矣。
《管子·轻重丁》：所出栈台之织未能三千纯也，而决四方子息之数，使无券契之责。
《墨子·号令》：度食不足，（食）＇令＇民各自占家五种石升数，为期，其在（莼害）＇薄者＇，吏与杂訾。期尽匿不占，占不悉，令吏卒微得，皆断。有能捕告，赐什三。收粟米、布帛、钱金，出内畜产，皆为平直其贾，与主券人书之。事已，皆各以其贾倍偿之。
以上文字中所提到的都是经济类契约，这些资料表明，不仅私人之间可以有契约关系，而且邦国或官府也可以通过与私人缔结契约来调整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这一时期，政治类契约也经常被提及，如：
《韩非子·主道》：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是以不言而善应，不约而善增。言已应，则执其契；事已增，则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赏罚之所生也。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以罪受诛，人不怨上，跀危坐子皋；以功受赏，臣不德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