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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如果仅仅满足于保持了“清语骑射”之类外在形式，那么满族人比他们先辈民族不过是取得了量上的进步。事实上，满文化对汉文化的拒绝，更引人注目之处，是对汉文化核心精神的拒绝。
汉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守旧”。汉人的头脑里的世界是一个已经被圣人之言烛照得一清二楚不再有任何悬念的世界。圣人浩如烟海的教诲如同一条条绳索，束缚了汉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他们做任何一件事，都要到古人那里去找依据。如果在现实和“圣人之言”之间出现矛盾，那么错误的永远只能是现实。
而满文化的核心精神是“现实”。早在关外，皇太极即说：“凡事莫贵于务实。”他说，读书必须“明析是非，通权达变”，不能“拘守篇章。”满民族之所以以一个边鄙之地的落后小族，成功征服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是因为他们头脑不受束缚，一切判断从现实出发，因势利导，灵活实用。
因为这种与汉人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文化落后的满族人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精明、理智，远远超过了文化水平远高于他们的汉族。在明清争霸的大棋局上，这些“野蛮人”次序准确，招数老到，处处棋高一招。他们头脑中没有汉人那样强烈的忠臣贰臣的概念，在征服汉人的过程中，对那些真心效命者，他们不计前嫌，异常慷慨地给出高官厚禄，并且真的放手使用。此举十分明智地弥补了满族人人才及兵力的不足，并且使他们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汉人官员的政治经验和社会号召力。在天下初定之后，他们也很明智地对那些在汉人社会中有影响力的前对手实行宽容政策。对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等这些前反清领袖，只要没有发现他们的现行活动，对以前的反清行为一律不予追究。清王朝允许他们在政治上转弯子、下台阶，听任其保持其遗民气节。这种太极政策使这些遗民从激烈对抗渐渐转为平和容忍，最后转向为新王朝文化建设出力，真正从精神上瓦解了反清势力的基础。这种高明的政治手腕，寻常政治家很难参到。
而反观大明，从崇祯朝到南明历朝，没有出现过几个真正有眼光、有见识的政治家。那些由饱读诗书的皇帝和进士们组成的汉人决策集团，决策精神里贯穿着偏执、主观。他们头脑被“名分大义”及书本经验所缠绕，已经丧失了现实感。弘光朝廷建立于危急之际，然而朝廷上下却置军国重事于脑后，反而急着为二百多年前被太祖朱元璋处死的大臣傅友德等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南明后期，大西军余部、拥有雄厚兵力的孙可望一心想投奔南明，如果吸纳此人，则必将大大增强南明力量。然而仅仅因为他是起义军出身，南明朝廷死活不肯给一个他所期望的王爵，最终导致孙可望投奔清朝。政治家们一再下出的诸如此类的大恶手，终于导致汉人全盘皆输。
进关之后，满族统治者不断参悟列祖列宗取得丰功伟绩的原因，总结得最深刻到位的，应该是那位骑射功夫十分平常的雍正皇帝。他说：“本朝龙兴关外，统一天下，所依靠的，惟有‘实行’与‘武略’耳。我族并不崇尚虚文粉饰，而采取的举措，都符合古来圣帝明王之经验，并无稍有不及之处。由此可知，实行胜于虚文也。我满洲人等，纯一笃实忠孝廉洁之行，岂不胜于汉人之文艺，蒙古之经典欤？”
入关之后，清初诸帝在用人行政上，表现出了汉人王朝罕见的一以贯之的现实感。汉人王朝往往是开国之主能够创立制度，因革损益。后代君主所做的，往往只能是把一时一世的做法演化成万世不可改易的陈规教条，最终导致名实分离，制度失效，国家灭亡。而康、雍、乾三朝，我们所见到的，却是连续百余年间多次不拘定势的政治创新，生机勃勃、充满进取精神的政治态势，不断生长、修正、完善的制度演变。
康熙皇帝本人是一个好奇心非常强的人。他是中国历史上首个对西方医学持肯定态度的皇帝，他命人把欧洲的《人体解剖学》翻译成满文、汉文，并命人将一只冬眠的熊进行解剖，并亲自参加。他鼓励研制西药，他以自己子女及宫中女子为示范，在中国首次推广种痘，以防天花。
在处理国事上，康熙帝也表现出了历代帝王少见的科学精神。自古以来，治理黄河是历朝历代都花费了巨大人力物力苦心经营的大事，可是从来没有一个皇帝像康熙一样，想到派侍卫探查黄河之源，一直上溯到星宿海，往返万余里，并绘成中国历史上第一幅经过实际踏查而绘成的黄河图，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治黄之策。
雍正皇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皇帝”。这个峻急严厉的皇帝没有遵循汉人“三年无改父之道”的古训，即位之初，就迫不及待地对康熙皇帝因为过于宽仁而遗留的问题痛下杀手，革除积弊。他在位的短短十三年间，依据时世变化，大幅度地调整了康熙的晚年政策，相继推出创建军机处、确立秘折制度、推行改土归流、废除贱民制度等林林总总的重大改革措施。
雍正的继承人乾隆一样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统治者。他审时度势，一改父亲矫枉过正的严苛之风。即位一个多月，即连发谕旨，对雍正时期的一系列大案进行了更冷静的，合乎人情的处理，为死者恢复皇室地位，对生者大度开释。同时，停止了父亲毫无希望的“井田”实验以及种种苛政，实行与民休息。这些举动修正了前帝的偏差，使大清的政治航船驶上了更为平稳的水道。在父祖两代开创的太平基业上，他毫不懈怠，采用铁腕手段，打击党争，严惩腐败，消灭权臣，根除外患，消灭了威胁中国传统政治的种种弱点：“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并最终把大清王朝推向了极盛的顶点。
六
对汉人政治家来说，经典里的每一句话，都是终极真理。满族帝王们却缺乏那样的虔诚与敬畏。进关之后，满族皇帝们在“务实”精神指导下，对汉人奉为“一字不可改易”的神圣政治教条，大胆取舍、主动扬弃，在政治实践中轻易颠覆了奉行了千百年的种种金科玉律，给中原政治吹来了一股可贵的清新之风。
传统观点认为，皇帝最主要的职责是给天下人做道德表率，而不是政治事务的具体执行者。一个好皇帝应该端居深拱，清心寡欲，静默无为。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荀子则干脆说：“君者，论一相。”选好了丞相，就能达到“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虑而知，不动而功，怏然独坐，而天下从之如一体，如四肢之从心”的最高政治境界。
这条政治教条也许适合那些生长深宫、精神孱弱、常识荒疏的皇帝的需要，然而精力充沛、拥有超强的事业心和进取欲的满族皇帝却不以为然。康熙皇帝说：“书中之言，多不可凭！”满族皇帝们认为，中原王朝愈演愈烈的朋党政治就是因为皇帝不能自操权柄所致，“与其权移于下，而作福作威，肆行无忌，何若操之自上”。因此康熙公然与“无为而治”的教条唱反调：“天下至大，一念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日不谨，即贻数千百年之患……古人虽云无为而治，人主不过总其大纲，然一日二日万几，岂皆大纲乎？”
少数民族的强健体魄和充沛精力支撑他们有能力事必亲躬。对前朝那些缺乏进取心的皇帝来说，繁重的政务是一个难以承受的重压，而对这些满族皇帝来说，工作就是享受。他们就像功率强大的马达，一旦开动，就停不下来。清中前期的帝王每一个都日理万机，雍正皇帝更是创造了在位十三年处理公文十九万余件的纪录。皇帝们的乾纲独断一方面强化了专制集权，另一方面也有效地防止了朋党政治，清一代成为中国唐代以来大王朝中朋党政治为害最轻的一朝。
汉人政治的另一个教条，是把道德品质作为选拔人才的最高标准。司马光在《才德论》中说：选人之时，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