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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点儿刺，爽直得叫人哭笑不得。痖弦远道带给她一件精心挑选的礼物，她退还给他说：王叔叔，这个我用不着。
1967年，国际写作计划开始的第一年，有位德国作家来爱荷华。我和Paul去机场接他，发现还有一个年轻德国人Klaus，而且，没有住处。Paul就安顿他和那位德国作家住在一个公寓里。我们每次请外国作家，也邀请他。过了一阵子，发现他约会薇薇了，那时她还是个读高中的女孩子。我可紧张了。他约她出去跳舞，我规定薇薇必须在午夜前回家。Klaus感冒，薇薇送蛋炒饭给他。我说：将饭放在门口，别进他的房。
Klaus得到一个基金会的奖学金，来爱荷华大学法律系读一年。法律系在他住处的河对面。冰天雪地，他每天来回都得在寒风中走过冰冻河上的桥。Paul问他有没有帽子。他说没有。Paul将自己的毛线帽给他说：别冻着了。学年结束了，他将回德国，去办公室向Paul告别，没看见他。Paul到办公室，发现他的留言，谢谢那帽子给他的温暖。帽子放在他书桌上。
从那以后，他有时在暑假来爱荷华，或是薇薇用她在大学图书馆工作赚的钱去土柄根（Tubingen）。Klaus在土柄根大学拿到法律博士以后，1974年夏天，他们在爱荷华结婚，婚礼就在莫扎特的笛声中，在我们的鹿园举行。婚礼结束后，至亲好友都进屋了。Klaus敲了一下酒柜上的小钟，他要讲几句话。
他说：我要感谢我的岳父。初到爱荷华那年，天寒地冻，他给我温暖的帽子。我永远忘不了那份恩情……
他考进德国外交部，从此加深了他的中国情，在北京的德国大使馆工作两任，一共八年。他和薇薇认识很多中国作家。丁玲曾笑着对我说：华苓呀，你把你的女儿女婿给我吧！1986年，Klaus在北京任满回德，正值丁玲在医院病危，他们临走前去看她，她已不省人事了。
薇薇因为Klaus流动性的外交工作，也就不能在任何地方的学校长久教下去，也不能常回家，现在多伦多大学教中国语言和中国当代文学，也正是因为Klaus在多伦多任德国总领事。她喜欢去北京，在北京有很多朋友，她说中国话还带点儿京腔。她说：在中国他们认为我是美国人，在美国他们认为我是中国人，现在我知道，我是在美国的中国人。她上世纪七十年代研究张恨水，那时张恨水在中国还没平反。后来她研究汪曾祺。
他们的儿子Christoph在爱荷华出生。无论他们在哪儿，每年都会回来住一阵子。Paul喜欢逗他玩。他两三岁，晚上睡觉的时候到了，他还在小床上蹦蹦跳跳，Paul说：你怎么还不睡觉呀？他说：我太快活了，不睡觉。Paul大笑，认为那是至理名言。他教他游泳。1990年，小家伙要回来了，Paul半夜突然从床上跳起来说：我到游泳池去放水！小家伙明天来。我说：算了吧，黑夜看不清，你可不能摔跤。他说：为了那小家伙，无论什么事，我都要为他做！那是Paul最后一次教他游泳。1991年，Paul就走了。多少年了，Christoph每次回来一进屋，就直奔楼上，看看四周，老样子，好像就放心了爱荷华河仍然静静地流，后园的鹿仍然昂首闲闲从林中走出来，墙壁上世界不同地区的面具仍然寂静地望着他，黑色壁炉上镶嵌采石的白玉盘仍然是这个家稳定的重心。Klaus和薇薇打算以后定居爱荷华。Klaus说这儿将是他的第二家乡了。Paul当年在机场碰着来自他祖先的德国的年轻人，也将回到他所爱的黑土地上。
蓝蓝的第一次婚姻留下美丽的Anthea。Paul非常钟爱她。
有一天，小Anthea打电话来对Paul说：急救！快！快！
什么事？Paul惊惶地问。
我没牛奶了。
Paul哈哈大笑，马上买牛奶送去给她。
她两三岁Paul就给她念故事。有一次，我偶然将他对她念书的情景录了音。她大学毕业时，Paul已故。我将录音带送给她做毕业礼物。她听着录音哭了，说那是我给她的最好的礼物。Paul在殡仪馆盖棺前，Anthea要独自对他讲话，不要任何人站在旁边。不知道她对他讲了什么。
蓝蓝第二次婚姻留给我一个朋友李欧梵。Paul离去后，欧梵给我很大的支持，他陪我去向Paul告别，我们同声哭出。他帮我整理Paul成堆成堆的文件，编辑他的稿件出版。在我一生最痛苦的时候，他站在我身旁。
蓝蓝呢？整个人投身舞蹈编舞，教舞，倾尽全力促进中美舞蹈的交流。Paul一定会点头微笑。她提到“我爸爸”，有人问：哪一个？她说：Paul Engle。理所当然的事，还用得着问吗？
我的两个女儿，蓝蓝美国化，比我还美国。薇薇中国化，比我还中国。
我们是三个不同的个人了。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
2005年岁末 爱荷华鹿园
责编 杨新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