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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温情不够，缺乏民主的作风，但他们的身教、言教成了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遗产。若干年过去了，我们五个兄弟姐妹有了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工作，却有一脉相承的为人：诚恳、本分、正直和厌恶贪婪，这大概就是来自于父母的基因。
九、恭王府的熏陶
恭王府，既有京城王府的富丽堂皇和非凡的气势，又有着典雅的庭院楼阁和诗一般幽深秀丽的景致。在这个氛围里生活久了，就连那些一生戎马倥偬和听惯了“保密局的枪声”的公安干部们也被熏陶得斯文了。谈历史，读名著，讲诗词，舞文弄墨，在大院内蔚然成风。
我的父亲在养病期间有可能准备着退位，他写过一首诗《我为革命拔小草》，说的是：就是到田里拔草，也是为革命做贡献。曹操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是爸爸练书法写得最多的。他也爱画梅花，读古文、古诗。为此他结交了不少美术、书法界的朋友。他随朋友逛荣宝斋，只观赏，不买，倒不是他有很强的抑制力，实在是他的口袋里没什么零花钱。尽管如此，他越来越喜好考究的砚台、墨和宣纸，开销不小。有一次，在别人的怂恿下，爸爸买了一套古代名画画册，记得要一百多块。秘书跟妈妈报账时，妈妈十分吃惊，有点怪爸爸不知当家的难处。爸爸说当时没好意思先问价，谁也没想到两本书要这么贵，等付钱时才知道的。
母亲非常喜欢养花，特别是兰花、水仙花。我们的院子里种了牡丹、月季、天竺、美人蕉，也有桃树、梨树、苹果树、葡萄……住在恭王府时是我记忆中生活最悠然自得的时期。但后来好像毛泽东批评了干部中的养尊处优、修正主义倾向，爸爸开始在家里反修，说花花草草是养尊处优的表现，不许再养兰花。哥哥们周末回来，爸爸总要给他们上政治课，讲“九评”，气氛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
我的父亲希望我们学科学，认为中国需要科技方面的人才。可不知道是不是恭王府的文气缭绕，我们都喜欢文艺。我的大哥和二哥先后都当过101中学的话剧团长。大哥曾想考电影学院当导演，还和在电影《鸡毛信》里演过海娃，后来真当了导演的同学蔡元元一起写电影剧本。二哥也有考戏剧学院的念头。但爸爸努力地劝说他们，甚至让他们放弃了被选送到苏联学习的机会。因为爸爸的政治敏感性已料到他们的学业会受到中苏关系的影响。果真，第二年（好像是一九六一年），中国在东欧的留学生在返回祖国路过莫斯科时，在红场被殴打。和我哥哥那批一起选送留苏的学生还在北京外语学院强化俄语，就接到通知，停止留苏计划，学业被延误了一年。而我的大哥已经上了中国科大，二哥上了哈军工，好在听了父亲的劝告。
而我的三哥和姐姐却未遵父命。他们一个喜欢画画，一个喜欢唱歌，后来分别考上了中央美院附中和中国音乐学院附中。
我的三哥对美术到了痴迷的程度，常常坐在假山上，画到天黑。在院子里，他画山，画水，画楼台亭阁，也画鸡、鸽子和兔子。一到周末他总是背个大画夹出去写生或速写，捕捉菜市场、公园、大马路上栩栩如生的人物活动。大雪天他到北海公园赶画雪景，当白雪覆盖的白塔、挂着冰凌的松柏、溜冰的小孩跃然于纸上时，他的手已经冻僵了。
有一回他看到一个磨菜刀的老头子十分有特色，就盯着人家画，谁知把老头子惹火了，操起菜刀追杀过来，哥哥卷起他的画夹一路逃窜，好不狼狈。还有一回，他为了画一头驴子，驴子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也不知跟了多久，总算画完了，天也快黑了。再一看，已经到了郊外什么地方，家也找不着了……
妈妈看他这么热衷于美术，相信他会有作为，在爸爸面前为他说了很多好话。妈妈还请了朋友，画家阿老，来鉴定哥哥的画是否有搞美术的潜力。阿老很赞赏三哥的画，也给了指导。有一回阿老教哥哥画素描，要我当模特。半小时左右画完了，人人都说像。可我总觉得太老成了些，十一岁的我，像是三十一岁。且我并不希望太像我，希望的是画家妙手回春，把我变得漂亮点儿。所以我真不希望那幅画被哥哥挂在墙上。不知过了多久，我再也没有见过那幅画（大概是搬家时丢了），这实际上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张画像，且出于名家之手。现在想想我也太没远见了，我应该珍藏这幅画像，要是今天再来看三十一岁的我，有那么年轻，感觉该有多好啊。
中央美院附中发榜那天，三哥根本不相信自己能考上。他从榜尾开始找自己的名字，找来找去找不到，已经灰心到极点。后来发现自己的名字赫然列在近榜首处，让他欣喜若狂。他飞奔回家，就跳进放满冷水的浴缸，实现了他的诺言：不考上我就不洗澡！因为他最恨洗澡，有时他为了蒙混过关就到卫生间放了水，把毛巾弄湿再挂起来。发榜前他已经好久不洗澡了，一身汗臭味儿，可谁都劝不了他。这回，他自觉地把全身浸入凉水，彻底地洗了一回澡，结果大病一场。虽然没有像范进中举，得了癫狂症，也是连续几日不退的高热症。
而我的姐姐却是瞒着父母报考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她的先斩后奏让爸爸非常气愤。当时她已被保送上了北京女一中的高一，但她始终想着学唱歌，她的音乐老师又极力鼓励她去试试。她怕和父母说不通，动摇了自己好不容易下的决心。想着反正没把握，就试试吧。虽然从全国来的考生不乏佼佼者，可姐姐居然以一首《谁不说俺家乡好》一路闯关，顺利地通过了初试，又进入复试。于是，她也越来越担忧如何闯过家长这一关。未等金榜题名，姐姐暑期随女一中到河北部队军训，临行前她留下了一封给爸爸的信。如果音乐学院有录取通知，就要我把这封信交给爸爸。我还乐滋滋地以为这是一个美差。
一天，音院附中的校长亲自到我家，送来了录取通知书，也许他也有意要访问一下与他们一墙之隔的邻居。校长来时是爸爸接待的，我真为姐姐高兴。爸爸一送完客，我就笑嘻嘻地把姐姐的信拿出来了。谁知爸爸信还没看完就勃然大怒地给了我两个大巴掌，说：“你们居然会搞阴谋诡计了，在我的眼皮底下搞得天衣无缝嘛。你们对我搞资产阶级的欺骗，就不要怪我搞封建主义……”爸爸毫不讲道理地把气撒到我头上，我哭得气都喘不上来，有冤还不敢诉。爸爸请秘书打电话到部队，叫姐姐回来。她是一个星期以后结束了军训才回来的。我还为姐姐捏着一把汗呢，谁知爸爸那时气早消了，大概也早做了放行的准备。根本没怎么批评姐姐，姐姐开开心心地卷着铺盖到位于恭王府府邸的音院附中去住校了。我为她过爸爸这一关牺牲了自己，既没人向我道歉，也没人感激我的奉献。若干年过去了，和姐姐说起顶替她挨打的事，她说：“真的？你还挨打了？我怎么不记得了？”看来往事不过如烟哪。
我的家在1965年8月搬出了恭王府，随父亲到了上海。我当时很不情愿离开北京，离开恭王府。四十年过去了，恭王府给我留下的回忆直到今天都是永恒的甜美。
不久前，我找到了我在大院里时最好的朋友在加拿大的电话。我和她说起过去一些捣蛋和好玩儿的事：我们曾站在我家东墙的假山石上冲着墙那边的教堂画十字，喊着：“圣母玛利亚，救救我，肚子痛死了。”喊完就跑。我们一起去什刹海溜冰；周末在她家偷着试穿她妈妈的高跟鞋；还有悄悄地探讨我们究竟是怎样从妈妈的肚子里生下来的……
“文革”以后，占据恭王府的几个单位都陆续搬出。从此，恭王府结束了与历代王朝的恩恩怨怨，结束了她的政治使命，而成了北京城一座记载历史辉煌和风采的王府博物馆。
恭王府清朝三代主人和⑶烨淄鹾凸淄醯睦罚朗来粼诹斯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