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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众：各个市场还有地域性的变化吗？
郎咸平：那不会，根据我的研究，它跟这个国家的民族性有关，你说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但是不同地区，我没有找到这种差距。都是中国人，毛病都是一样的，只是大毛病，小毛病，毛病都差不多，而且这个僵化的思维也都差不多。
观 众：如果说做一些实事的话，你能不能引导一个什么企业，抓住行业本质来拯救中国手机这个行业，举一个例子？
郎咸平：有啊，我刚刚讲的就是很多例子。
观 众：都是国外的例子，现在我们谈国产手机嘛，如何引导囯产手机抓住行业本质并成长起来？
郎咸平：你请坐，急什么，国产手机都不急，你急什么。我们谈一个理念问题，如果他关心自己的前途，他看了节目自然会思考，会来问我，问我时，我可以跟他对话，他还是在他过去的思维里面。东莞到处生产这种手机，那种手机，你说它们会有什么前途呢？不会的，它们被淘汰只是吋间的问题。学习是很重要的，像你们都是好样的，中国企业家和你们相比，我印象最深刻的，你看看你们听课，经常会低下头，东摆西摆的，我在外面给企业家里讲课，都不是像你们这么少的，都是1000~5000名企业家，我不是在教室里讲课，而是在大剧院讲课，坐的爆满，现场几千名企业家，没有一个人像你们这样子，我告诉你们，他们每个人都会非常专心地听6个小时，几乎没有人动，专心做笔记，这就是中国企业家的水平。所以我常常挖苦企业家不用功，但跟你们比起来却用功得多，所以你们该学的事情太多了，看企业家这么努力，这么勤勉，我还可以批评他们，你们说想做到这一步，想成功，你们有多少路要走啊！同学们，你们的成功不是在闪光点成功，而且要靠这些不断的积累，你们听我讲这个课我想对你们的人生一定会有帮助，你们现在不要太浮躁，你们的学习态度和我所批评的企业家相比还差得多他们都不能成功，何况你呢？
而且我告诉你，你问我的这个问题，很多企业家都问过我，而且今天是电视节目，不用讲这么多，讲一个概念就可以了，很多理论性的问题本节目不谈。
而且我这个节目也不是教大家怎么做手机的，只是提供一个思考的方向。你要成功，就必须把握行业本质，而且这个行业本质我在节目里面讲了很多。因此，怎么做一个成功的手机制造商呢？不要认为价格竞争是成功策略，告诉你，虽然你不至于马上失败，但也不要认为投入资金是有用的，也不要以为我们技术多高，或者多培养人才，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而是你要进行正确的思考，什么是正确的思考？你一定要依靠符合行业本质的战略来指导思想，用这个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资金、技术、人才。这一点是我个人的发明创造，这是对我们，还不是手机商，对我们全国的企业家讲的一句话，你一定要有一套符合行业本质的指导思想来管控你的资金、技术和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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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公司治理的历史
1720年的欧洲：公司治理的历史背景
我把各位读者带回到1720年的欧洲，讲一个历史故事。
1720年，英国、法国等国针对当时所发生的三次欧洲金融危机拟定了一个《泡沫法案》。所谓三次金融危机，是指连续发生的三次股票市场大崩盘。各位可以上网查一下，包括法囯的“密西西比泡沫”和英国的“南海泡沫”［参见Irving（1998）］。
我们再往回看，在1720年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一两百年间，是所谓的“重商主义”时代。举例而言，当时的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大量的黄金白银所以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国有企业——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给我们中囯人带来了无穷的噩梦）。东印度公司是国有制企业，是以炮舰为前导、以贏利为目的一家公司。当时，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殖民地，不停地打仗，打得民穷财尽。不得已只有发行战争债券，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债券。但问题出来了，战争债券到期得还钱啊。如果还不起怎么办呢？那只有打“白条”了。把这些还不了款的“白条”摞成一堆的存量，英文就是“Stock”，也翻译成“股票”。当时就有几个聪明的人说，要还掉“白条”就得搞个“市场”来骗人。市场叫做“market，，所以就搞了一个“stock market，——“白条市场”（我们翻译成“股票市场”）。
政府将“白条”卖给第一批傻瓜。第一批傻瓜再用同样的理由卖给第二批傻瓜，然后再卖给第三批傻瓜。到最后把“白条”的价格炒得奇高无比。可是，这么细小而不成熟的市场所寄托的只是未来不可预测的现金流。因而，终于发生了三次金融危机，就是我刚刚说的“密西西比泡沫”和“南海泡沫”。
到这个时候，欧洲各国政府才理解了股票市场官商勾结、内幕交易、操纵股价以及借钱炒股的本质。我们今天在中国股票市场上看到的不法事情在当时都曾发生过，只是很多人不了解这段历史。欧洲三次金融危机过后，欧洲政府就在1720年推出了一个《泡沫法案》。英国政府禁止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达，100年之久，而法国政府禁止使用“银行”这个名词达到了150年之久。
欧洲当时官商勾结情况非常普遍，这种腐败竟然被视为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而且这些利益团体到处散播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包括政府图利、利益团体有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等等。因此，”些令人发指的现象出现了，比如，利益团体贿赂、勾结国会议员通过牟利法案，乘机致富。亚当？斯密非常忧虑这种腐败现象会导致大英帝国的沉沦，因此撰写了《国富论》，希望改变大英帝国官商勾结的腐败现状。但是，当时的情况非常严峻，他要改变现状就要使得议会的议员和利益团体脱钩，但是他们勾结了那么多年，哪有可能使得他们脱钩呢？亚当？斯密为了终结这种勾结现象，他不仅要说明政治干预对经济的损害，还必须从一般意义上论证经济运转完全不需要政府的干预。亚当？斯密不希望冗长的理论论述妨碍读者的阅读，于是，使用了一个有说服力的隐喻，这个隐喻在所有的经济学著作中频繁出现：那就是亚当？斯密论证了市场可以由“看不见的手”自我调节，由此反对政治干预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他提出“看不见的手”这个观念，认为政府应该退出经济运作舞台，让经济自由地发展才是对国家最为有利的，这个观点使得那些操纵议会的人感到汗颜。
当时，另外一个因素则是工业革命的到来，比如蒸汽机和机械纺织等。工业技术使得英国北部的工业城镇兴起，因而，威胁到了地主的政治空间。其中一个关键的事件就是《谷物法》（the Corn Laws）的出台，它限制了英国从一个新兴国家——美国进口食品。较高的食品价格使得地主们可以向农民征收更多的地租，但是这也增加了人们的生活成本，从而资产阶级就必须为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因而就减少了他们的利润。为了废除《谷物法》，资产阶级必须在议会中不断削弱地主们的政治权力。他们通过政治改革达到了这一目的。政治改革使得新型工业城市的政治权力得到了扩展，上议院的权力也受到了约束，最终，为资产阶级主导立法奠定了基础。
但是，其后的欧洲情况继续恶化，并形成了资本主义最黑暗的时代。工人们工作很长的时间，却只能得到极少量的工资。为了维持生计，工人只好将家里的孩子送到一些生产环境不够安全的地方去工作，从而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机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对这些苦难进行了描述。1799~1800年：英国通过的《联合法》（the bination Acts）使得资本家仅需要提供给工人维持生计的最低工资，这个法案惩罚了一切妄想组织行业工会来保护自己利益的企图。例如，1833年，一些农业工人想要建立工会，结果他们和一般刑事罪犯一起被流放到了澳大利亚。这些受害者至今仍被人们当作烈士纪念。资本家这种对政治的操纵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资本主义国家只是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这一论断的基础所在。另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发生在1901年的塔弗维尔案（the Taff Vale Case），其最终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