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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这是三千年前的某双眼睛看到的一个情人幽会的场景，春心荡漾的玉一般的女子和剽悍而略显轻佻的猎手在树林里迫不及待地相聚了，一刹那间的美妙使遥远的周朝与我们亲近如在身边。“墙有茨，不可帚也，中构之言，不可道也。”卫宣公娶媳为妾，他死后其妾又与他另一个儿子私通。这等发生在深宫中理应属最高级国家机密的事，竟也被一双眼睛给瞧见了，以至于几千年后我们读到这里都有一种如临其境的感觉，仿佛亲自去卫宫里捉了一次奸似的。不知《诗经》那个时代有没有媒体，假设有，恐怕也不会让记者们像对待克林顿和莱温斯基那样去追踪卫宣公跟他儿媳的丑闻，那么外界又如何知晓呢？更别说几千年后的我们了。
两个世纪前，一位骄奢淫逸的西班牙国王强迫全国民众建造一座巨大的修道院，以便给教会还愿而使王后怀孕，一对平民夫妻的爱情和意志就在这艰苦而漫长的劳作中产生了，它像一道绚烂的闪电划破了中世纪的暗夜。这是二百多年后被作家萨拉马戈看见并告诉我们的。它使我们知道即便在王权和教会制造的双重黑暗中，人性，人类情感和理想仍是多么的美丽迷人，多么值得我们为之而奋斗不息。
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说：“文学固有的作用是描写和评论人类生活的各种事实和问题，因而文学必须是率直和勇敢的。”瞥一眼历史，再比照一下文学史，举凡流传的有价值的作品，无不是作家在独立人格主导下的一种良心奉献。我们可以把历史比成一片没有方向、没有出口和入口的沼泽地，我们置身其中，时刻有迷失和陷落的恐惧，但我们仍然勇敢前行，艰难跋涉，因为在我们的心中有一只神圣的罗盘，那就是真诚和勇敢。
（三）
在科学和理性的作用、意义被无限推崇并不惜以暴力手段强化的今天，我们头顶那片曾经日月争辉的蓝天，被写满了钢筋水泥符号和数字化程序，就连我们人类独有的第二宇宙——我们的心灵，也要被分解或者组合为一种编码压缩成芯片供我们随时取用。“良心一斤值多少钱？”“感情能当饭吃吗？”这些曾被我们认为绝无可能的诘问，在现实中已经不难找到答案了，将良心称斤论两并按行情报价的事我们见到的还少吗？至于感情，更是可以用来投资，用来交换，用来赚取利润或声名，当饭吃又算得了什么？
“人生意义的饥荒、具有终极意义的绝对根基的缺失让人们感到，想抓住某一点把自己固定下来，可是它却荡漾着离开了自己，人存在于永恒的逃遁中。想要寻找一块坚固的基地与一个持久的最后据点，以期在这上面树立一座能上升到无穷的高塔的愿望是那样渺茫，我们整个的基础破裂了，大地裂为深渊。”这是《隐秘的历史河流》中近于谶语的一段话。信仰缺失，基础破裂，连安泰脚下的大地也变成了深渊，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历史”的人愈来愈无家可归，焦虑变成绝望，麻醉品替代了艺术品，缪斯女神沦为酒吧侍女，神圣的思考变为皮肉的感觉……这一切都仿佛在说，人类的精神环境和物质环境已经严重恶化，我们正处在历史的生死关头，何去何从，莫衷一是——如果说我们每一分钟都存在于历史之中，那么这就是我们此刻的历史。
但另一方面，高科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社会进步促成的个人的全面发展，全球化导致的狭隘意识形态的普遍消解，各民族在精神和经济上的空前融合，理性主义在推行规则、维护公义、防止极端方面取得的成功，这一切又似乎预示着人类正在“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仁人志士们为之奋斗了数百上千年的乌托邦美好理想似已遥遥在望。“一方面是与日俱增的绝望，另一方面是与日俱增的信心。”面对这样的现实，无数大师巨哲们在各自的领域作出了无数的解答。文学自然不会例外。尽管文学本身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如被边缘化，被杂交、移植而变种，被消费、狎昵而轻薄，但只要它的根不离开人和人性的土壤，那么它就是人类历史的参与者和书写者，就会在我们头顶的这片蓝天上种植出绚丽的日月星光来。这并不需要假设。因为“人始终渴望的是人本身。人需要幸福，不仅需要思维和情感的无拘无束，而且也需要秩序和安全感”（古茨塔夫·豪克：《绝望与信心》）。无论如何，文学话语永远是人类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主要桥梁，也是复活人类记忆的最后通道。
生活在女性与神性之间
——凡·高两题
？ 王 新
一
这个可怜的男人终其一生，在厄修拉、玛戈特、克里斯廷及拉歇尔那里收获了无尽的关于爱的绝望以后，终于在阿尔的太阳底下遇到了这样一个女人：“你并不丑，文森特，你是美的。你自己在糟蹋和折磨包裹着你灵魂的可怜躯体，但是你无法伤害你的灵魂。”“她解开边上的银扣子，剥去白裙。她的身体和她的脸一样，金光闪亮。那是童贞，每一分跳着的脉搏都是童贞的。他从来不知道一个女人的身体可能被塑造得这般优美。他从来不知道肉欲可能是这般纯洁，这般精美，这般灼热。”然而，这个女人是虚构的，是仁慈的传记作家欧文·斯通虚构的，我认为这是《渴望生活》中最悲情的段落，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哭，反正我哭了。
在此我也触电般受到了一个重要启示：在男性艺术家精神结构与女性精神关系问题上，中国和西方迥然相异。我实在无法想像：如果卢梭没有了华伦夫人，柴可夫斯基没有了梅杰夫人，罗丹没有了他亲爱的克劳代尔，他们将会怎样……紧接着要解释的似乎是：凡·高一生都没有女人，却成就着了凡·高。尽管凡·高画幅中的女人不多（《悲哀》等几幅），其实凡·高的艺术精神结构中女人从来都不曾缺席：《向日葵》、《星夜》、《有丝柏的麦田》那些重叠厚涂的笔触中，总涌动着一种女人缺失后的骚动不安和焦虑。而《黄屋》的极度宁静，《阿尔的卧室》反常态的纯净，则是一种对女人温柔安抚的不自觉想望和期待……我想要说的是西方男性艺术家精神结构——无论在现实中是否拥有女人——都受到了女性精神全方位的浸润，二者是互补相依的。
中国则恰恰相反，中国男性艺术家精神结构与女性精神同构。傅山就说“名妓失路与名士落魄，赍志没齿，无异也”，所以中国男人细致入微地刻写女人别怨情伤的本领之高，令人惊叹，不过，不要当真，他们多半是在“借她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而已。一个奇怪的现象由此产生：中国男人写女人而没女人——凡·高不写女人而有女人——典型的是屈原的香草美人。又如《近试呈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不过是借女人之口婉转地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而已。由此可知与中国男性艺术家精神结构形成互补的是国家精神，故中国男人只会死国不会死妻。由此也不难理解西方提倡骑士精神把为女人而决斗而献身作为高贵的精神荣耀，而中国艺术家则有杀妻之举：远的如徐渭，近的是顾城。
在一首柔婉的中国古诗词中，一幅冲淡的山水画里，你可以读到艺术家的精神自足，自足而冷漠，对女性精神的冷漠，总的说来，中国男人对女人太无情。所以当许多人额手称庆中国艺术得益于中国文化的女性特质时，我深表怀疑，因为我在凡·高热情喷涌的画幅中读到更多对女性精神的渴求与爱。
二
“在不幸和受辱中对生命和生活说出含泪的肯定，在困境和孤苦中对挚爱与希望说出含泪的肯定”（《走向十字架上的真》），凡·高的生命确证了神圣的存在。
凡·高曾在博里纳日煤矿区传道，当他亲历了矿工的贫贱、饥饿和死亡以后，他作出了自己的结论：“上帝是不存在的，事情就那么简单——没有什么上帝，惟有一片浑噩——悲惨、苦难、残酷、煎熬和无尽头的浑噩。”（《渴望生活》）上帝真的不存在了吗？他抓起了画笔。
我注意到他画幅中众多向天的意象：《星月夜》中孤瘦的塔尖，《有丝柏的麦田》中流动的丝柏，《疗养院花园中的石凳》中遒老无名的树……它们都在重负与困厄的挤压中挣扎着突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