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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看法，毛这个人经常是随机正确的，他可以迅速的调整自己的看法，以符合棋局的变化。但不管怎么样，毛后来是掌握统一战线的本质和主动权的。
C：中共政治上这个变化，就为与革命对象国民党合作提供了依据。我也在想，国民党同意与中共合作，到底是什么原因，不会仅仅是蒋被扣押吧？
Y：当然不是。国民党接受中共还是同当时整个国际战略格局有关，就是苏联在这个格局中处在一个相当有利的位置上。一方面，苏联曾经干净利索地在诺门坎战役中击败关东军，由此，日本人相当畏惧苏军；另一方面，苏联又试图同德国修好、引诱欧美内乱。在这个格局下，与日为敌的中国必然非常看重苏联的作用。此种情况下，只要中共放弃苏维埃革命，蒋当然就可以接受中共，以取得苏联的帮助。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如果讲第一次国共合作，仅仅是孙中山与苏饿联手，中共是被迫参加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两党合作，但以苏联为保人。所以蒋才下这个决心的。 C：有这个说法：认为蒋没有流氓到家，他要做圣人。所以，会执行西安的协议。
Y：如果有这个因素的话，也是个次要因素。关键是当时这个战略格局，在德国同美英开战之前，中国只好依靠苏联这张牌。你还要想到：中国近、现代外交是从联俄抗列强开始的，从李中堂那儿开始的一个外交传统，就是同俄国修好，抗击日本。这条传统到7。7事变后不是减弱，而是加强了。所以，中共是苏俄支持中国时搭售的一个附件，蒋必须接受。再者，我猜测，蒋那时大概认为中共也没什么力量造反了吧，万把人，能成什么气候。
C：只怕当时大多数人都这么认为吧。
Y：所以，结果蒋就容纳了中共，给其合法性。这样中共就同以前不一样了。它利用这个合法性展开了自身的全面发展。中共在这个合法性下，作了三篇大文章，一气呵成。
一是异常出色的宣传工作。这个从八一宣言到西安事变，大体经过半年左右时间完成的。这个宣传工作的结果是中共从一个久已被忘却的党一跃成全国性政治力量，它把这个合法性变成了它存在的正当性，从而让自己成为中国高级政治事务的参与者。这在过去二十年中，是不可能的。中共真正从四一二事变被逐出中国政治舞台后，第一次重返政治中心。这期间的宣传工作是值得好好写写的。因为，这之后在皖南事变、重庆谈判、重开内战、48年和谈等等历史事变中，中共在宣传上始终胜国民党一筹。
二是在合法条件下，主要是在山西的几个根据地，把中共的看家法子，乡村社会动员同合法的基层政权建设结合起来了。这点要特别给予注意。因为在农运时代，中共在乡村进行了动员，但并没有掌握住被动员起来的乡村基层力量，结果这个力量将中共也给冲垮了。到了苏区，中共则致力于将这个力量转化为有效的军事力量，但在游击战和运动战条件下，无法建立起稳定的基层政权。同时即便是在某些地区建立政权，也缺乏正当性，得不到社会主流的认同。只好军政合一，以军领政，行为方式就同叛匪无异。这样，被动员起来的乡村基层力量中只有少部分加入红军，大部分则在红白之间摆动。到了抗日时期则不同，中共有合法的政权形式，有抗日的正当性。同时，在超级割据条件下，各根据地相当稳定，政权可以稳定存在。这个时候中共呼应其合法性，在政权人员组成上搞三三制、土地问题上放弃革命，选择改良道路、依照国民政府的法案，进行减租减息，这样以一系列温和的社会政策作辅助，使中共的乡村动员手段丰富起来。同时也彻底掌握了将被动员的社会力量组织起来的技巧。这个时候，中共就不仅仅是从乡村中发现那些可以参加革命的边缘力量，它还借此力量形成对乡村进行全民动员，使中共在乡村主体力量上同样获得支持。这种情况出现以后，中共就可以合法的获得根据地民间财政的支持。
C：在合法性和正当性条件下，其实老百姓可以忍受更大的税收负担。在西欧，革命的法国政府就不能征收太多的税，否则，就同你的与民的承诺相矛盾，革命者也深恐由此失去民意。相反，英国保守政府却可以有比法国高得多的税收，这个使英国人过海高成本作战，一样可以打败拿破仑。这个例子也可以在中国根据地看到。
Y：中共在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以前也谈到过。例如彭真、高岗、薄一波这些人做出了杰出贡献。李井泉、康生也有贡献，当然这两个人经常是保持张力的另一端，他们在发展乡村动员手段上，经常越界，滑向激进革命的一边，这个也是必要的。毛就从来没有认真的批评他们，虽然经常的纠他们的偏。
C：人大的张鸣对此阶段的中共乡村动员进行了很好的概括，他那个剧场效应，很有解释力。说到底，中共本质上还是革命党，所以社会动员是他们必须进行的。可是只有中共在乡村的党员们，似乎看清了乡村基层结构里的边缘力量的人性当中的那点负面的东西，如何可以被引诱出来。所以这个社会动员，在合法政权外衣下面，就成熟了。
Y：毛当然知道这个东西的意义。彭真从山西根据地到延安本来是准备参加七大的，七大推迟以后，彭就留在延安学习。他给毛讲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毛就说“你再给政治局的同志讲”，后来毛讲“那么好的马列主义，不能就这么几个人听，让延安的同志们都来听”。彭就连续作报告，后来干脆留在中央党校，主管教学。中央党校主要就讲这个社会动员与政权建设。七大时，彭真、高岗都进政治局同这个直接有关。
C：刘少奇在这个方面也有大贡献吧？
Y：那还用说？刘少奇除了党内斗争中挺毛这一条之外，在社会动员和根据地建设以及这个过程中，党员的地位作用等等方面，有大贡献。特别是加以理论化。这成套的理论成果，后来在解放战争和解放后，都派上大用处。最有意思的，刘在六十年代搞四清，简直就是以前土改的翻版，什么扎根串联之类的东西。
C：从湖南农运到苏区，到抗日华北根据地建设，确实可以看到社会动员这条主线，这是一个很好的历史脉络。你可以观察到一个革命党的成长史。当然，它也是独一无二，大概也是空前绝后的。
Y：中共的第三篇文章就是人才聚集、培训和参与基层动员的精英动员体制的建立。这个是在以前没有的。中共是少数激进青年知识分子通过社会动员改造国家的革命组织。从一开始中国知识精英是对共产主义有疑虑的，大部分政治力量和知识阶层是不赞成中共的，所以，中共的人员组成，就由两极构成：一头是少数激进青年，其中大部分是在苏联受训洗脑的；另一头是乡村被动员的力量。中间是没有东西的。到苏维埃时期，社会精英就完全不赞成中共，甚至持反感的态度。这个局面到延安时期就变了。这时中共成为这个政治平台的主角，而且由于杰出的宣传工作，使中共在山西华北的抗日根据地成了抗日的象征。延安独特的精神气氛，也同国统区很不一样。国民党那时已当政十多年了，整个党政不分、党军不分，结果已成为一个金字塔形式的分肥体制。这个体制一方面造成很多失意者，另一方面，又使有志青年没有信心加入这个体制。因为是官僚体制，有很多东西让知识青年厌恶。记得有个后来做到部长的人回忆讲，刚开始时跑到南京，找政府参加抗战，后来左等右等，被这帮老官僚给耗在那里，一转念就来到延安。这个故事很典型。
C：这个也同共产党本身那种类似传教士的纯洁、高尚、理想等等精神符号的吸引力有关。就是讲，当时抗日初期有那么种精神提升的味道，就象五四前后的那种社会氛围。这时候一部分知识分子和知识精英开始接触中共，到延安去成为一种时尚。毛和蒋相同的地方就是都喜欢办培训班。毛在延安大办教育，吸收知识精英主办各类学校，培训到延安的知识青年。
Y：国民党那个分肥体制，人才是向上流动。而中共的培训、分派人才是向下扩散。因为从一开始就为理想而来，当然就要到乡村去，才能施展身手。有意思的是，在延安的培训生活，很多人回忆，并不是那么的浪漫，而非常接近清教徒的生活。这个生活方式加上思想方式，是在抗日和革命名义下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