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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了几百次的交易，它们中的大部分受累于糟糕的合伙人或糟糕的交易——储备不充足。” “最后，我们选定三四家。我们主要投资在哈肯石油公司，它是在场外交易的，实际上很难变现。我们购买时每股价格为1～2 美元。去年10 月份前涨到7 美元，之后又降到4 美元。我们希望它能成为一家独立的大型石油天然气公司。它拥有E—Z 服务公司，那是一家在便利商店外面经营油泵的公司。哈肯是我们经营战略的一个主要支柱，它经常购买已被证实的储备。” “之后，我们想进入开采业，包括海上和陆上。1987 年4 月份，一些教育机构聚集了2。9 亿美元，其中包括哈佛的5000 万股份，组建史密斯海上开采公司，由休斯顿的莱斯特·史密斯和纽约的乔治·贝克组成，碰巧他是赐名给哈佛贝克商业管理学校的贝克的后裔。史密斯公司计划在墨西哥湾打井，和布鲁克林联合公司的一家子公司组成一大型联合企业。这个项目计划在3 年内，每年在海上打10 到12 口油井。我们很信赖在海岸线之外钻井的一家技术熟练的钻井队，一大笔资金已投进去了。” “至于陆上部分，我们和得克萨斯的库伦家族组建了一家公司。我们正在俄克拉荷马、得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寻找。那是我们的两大开采计划。我们也在一些已被探明的油矿上做小规模的投资。” “我们也对一家大型私人钻井设备公司进行了巨额投资。这笔交易是自己找上门来的，我们把它交给了沃伯格·平库斯，他组建了一家集团。专门经营已走下坡路的钻井设备业务。他们有16 或18 套钻井设备。我们第一次见这家公司时它已经十分陈旧了，我们真是捡了便宜。” “总起来看，我们希望在目前的油价水平上能有9％或10％的收益率， 如果油价上涨将会更多些。” 购买一家大型油田服务公司不是更容易吗，像斯鲁伯格或哈里布顿？ “斯鲁伯格不符合我们的南非政策，”①卡伯特说，“因此让我们考虑哈里布顿。如果油价坚挺的话它将有好的结果，但不会达到每年30％。我们希望能从承包风险中获取承包收益，也就是说，30％要持续一段时期。例如， 史密斯海上钻井公司发生过一些权力的变动事件，但到目前为止，这种早期 ① 这家公司是在荷属安德列斯注册的，实际上还未签定苏利文原则。
的举动将为后来的工作带来好处，我们获得了免费乘车的机会。从长期来看， 我们知道我们正为将来收入而放弃现在收入，这些资产缺乏流动性，但却非常适合于哈佛。” 在债券投资组合方面，哈佛充分利用了外币的作用。它的方针是允许有5 亿美元的国外债券，其中的30％可以表现为外币。卡伯特说近来固定收入证券投资的超常业绩来源于国外债券。
如何决定持有哪一种货币呢？“通过广泛的交往，借鉴国外顾问对证券组合投资的意见。”在1988 年早期，卡伯特相信美元会“持续疲软。。因而持有许多外币，如德国马克、英镑和瑞士法朗，但那时没有日元”。
大崩溃在1987 年大崩溃中，哈佛指数下降了13％，而标准普尔指数下降了21。6 ％。它是怎样化解这场灾难的呢？ “在春季，股权比例大约为73％。在春季和10 月份之间，在一系列因素的推动下，降到了40％。由于8 月末市场回升，这是一次并不愉快的交易。
然而，受卓越成绩的推动，许多货币经营者为10 月份的崩溃充分投资，他们害怕失去些什么。” “在1987 年10 月份，我认为我们在现金交易市场没有出售大量股票。
然而，我们在期货市场上充分利用了我们专家的才能。我们认为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提高在股市衰落过程中的业绩。拥有大量内部资产的好处之一是，你可以通过董事会有所作为，而如果你主要和外部经理打交道的话，是不能拥有这一权利的。在那一段时期，我们购买长期债券，在日本股票市场上做空——但结果证明是一种错误——我们卖空我们的私人证券投资。换句话说， 我们通过控制这种状况，使我们在应付风险方面比仅通过中间商来运作的人更能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每天早晨，我们都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我们能控制住整个事态的发展。” 关于这一点，另一位内部人士补充道，“那是乔治·西格勒问题的另一面，多亏有他，哈佛在发展期权交易管理的内部资本方面已走在前面。因此， 当大规模的、迅速的移动成为需要时，哈佛当时做到了这一点。那曾经在1987 年10 月拯救了公司，这一点无可怀疑。” 概括这些不同的方法和策略在实践中是如何实施的呢？ 答案是，如同一位资深投资人可能预见到的那样。不求最优，次好即可。
优秀投资人是通过恰当地理解主题而后在被忽视的地方下赌注从而做到尽善尽美的，或者通过逐步在期货业里的成功参与。哈佛的方法是：以大量小交易为基础，然后几乎与华尔街的人们同时，以几乎相同的方式进入各种各样的珍品世界里。
第二个问题是，监视大额资本的人们的职责是考查，判断，更换运作资金的经理；哈佛管理公司不应被要求独自去做这件事。关于这一点，在1987 年10 月26 日的《幸福》杂志上，比较了7 家最大基金3 年的业绩。其中2 家很突出：耶鲁每年19。7％的平均收益率，普林斯顿的为17。7％。剩下的5家集中在16。4％和16。9％之间，哈佛居中，为16。7％，明显地落在了带头者的后面。
对23 家美国最大的养老金和捐赠基金（一个懒散集团）的业绩评估显示，截止到1988 年6 月30 日的5 年里，哈佛的复合年收益率为15。3％，而排在第一位的基金为18。9％，在中位数的基金为12。1％，这个相对不错的成绩的取得，是与哈佛在1987 年大量降低股本金风险分不开的。
《幸福》杂志请了一大批专家对哈佛的管理方法进行评论。总起来一点是多样化经营。《幸福》举了乔治·基恩的例子。他掌握着普通基金：“他补充道，头脑里要想着哈佛的方法，‘我们无法想像对于10 亿美元来说只有一个经理。’”问题是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如果受托人委员会有一个能干的投资委员会，可以监督外部经理人员，他们将能够使这些经理们保持活力。一位专家告诉《幸福》杂志，“他选择了小型货币经理公司，合伙人有利益在里头。”他们将很努力。但如果内部管理人员运转了几乎全部的基金，受托人又不是足够的强大，那么操作者将寻找舒适的存在方式，以成功的费用为基础。
下面是《幸福》杂志几次指出的一个观点： 本世纪20 年代的繁荣带来了一个令人眩晕的牛市，后来，普林斯顿大学投资委员会的主席， 一位名叫迪安·马太的银行家，认为股市的高价位不可能持续太久，他偷偷地把学校基金从股票转换成债券。但一年过去了，他的决定被证明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市场再创新高。然而崩溃来临了， 随之是大萧条。马太的转向债券——通货收缩的保障——之举，被证明是正确的。
14 年后，股票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萎缩，马太又行动了，卖出大学债券的80％，转换成股票。受托人的金融委员会主席指责马太不负责任，宣称大萧条带给人们的很大一个教训是：对于大学捐赠基金而言，债券是惟一稳妥、保险的投资。马太被迫为将再次证明为成功的这次努力进行辩护，他写道：“稳妥的唯一证明方式是在未来是正确的。” 《幸福》杂志引用普林斯顿基金经理的话：“对于机构来说，成功的秘密在于拥有毅力、勇气、智慧和发现迪安·马太及特德·克罗斯的运气，在投资委员会里有聪明人能理解、评判他们——如果他们搞糟的话，砍断他们的腿并关进密室。” 这种方式的基本原理被沃伦·巴菲特进入大学基金董事会这一事件所证实。1968 年，巴菲特成为格林尼尔大学的受托人，希望能有助于他们的投资业。下面关于巴菲特的描述来自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书：《迈达斯之触》：
1976 年，巴菲特出席在新奥尔良举行的一次报纸业经济状况会议，他在会上发现艾科公司准备出售自己的电视台。按照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规定，巴菲特不能为伯克希尔·哈撒威购买电视台， 因为他在《华盛顿邮报》拥有电视股份。因此他建议。。格林尼尔大学以低价购买它们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