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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原宪说“学道而不能行谓之病”，可知孔子的学说是相当注重实践的，要求我们在生活中踏实修行，一以贯之。
其二，原宪的为人不太注重名利。他还出现在《雍也第六》篇中：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表明孔子对原宪不贪名利、乐善好施的性格非常有把握，才可能将那么一大批粮食交给他。
其三，子贡早年“天生丽质难自弃”，才华横溢，“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孔子认为他言语突出，所以难免侍才自傲。但实际上原宪也是当时最有辩才的人物之一，是否经此一辩，激发起子贡的行道之志？从子贡为孔子守孝六年，以及晚年大受儒家弟子推崇来看，子贡德行有了很大的进步，是否也与故事中原宪的讽谏有关？
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论语》中类似的观点多次提到，但这里是对原宪的性格而设答的，原宪也的确是这样去做的。南怀瑾先生每于此处，总有兴叹隐士之言，但我对“二臣”有辱之说不敢苟同。
元、清二朝全国统一的外族执政政权，对中华文化虽无大利，却形成了两次大的民族融合，对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不无裨益。中国历史上，从黄帝时期到秦始皇统一，乃至后来的五代十国，曾经历过多次民族大融合。炎帝、周武、秦始皇严格地说都属于“夷族”，李世民也是有少数民族血统的，更别说北魏等政权了。北魏孝文帝拓拔宏迁都洛阳后，全面吸收汉文化，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清朝历代君王都熟读儒、释、道经典，敢于重用汉人，实施“满汉一家”的民族融合政策。如果将这些一律归于统治者的权术，显然是不合适的。这种民族融合行为就好比是远方亲戚回家管理家务，他遵循的还是老祖宗的智慧与法度，目的仍旧是为着家庭的兴盛，与18世纪英、葡、日等国家的“外族”侵略和殖民统治不可同日而语，其核心的区别就在于“治道”——是要融入和发展中华文化，推动社会变革，还是要毁灭中华文明，实施野蛮的殖民统治？实际上，清朝能较元朝更有作为，与“二臣”的积极作用是分不开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促进了国家的和谐与稳定。
另一个问题在于，中国历来被强夷环视，为什么只有南宋和明朝被“夷”族所灭？其他朝代的匈奴部落就没有“狼图腾”？所以，亡明者，明也，非满清也。明之灭，灭在“仁道”的丧失；清之盛，盛在推行“仁道”。康雍乾三朝“为政以德”，才是“康乾盛世”——史上最长时间跨度的盛世产生的真正原因。
忠是“忠于义、敬于事”，是对“道”（为政以德）的严格遵循。若只对某个皇帝、领袖负责，蒋介石去台湾的时候，全国人民即便去一半，也岂不把宝岛压沉了？香港第二任特首曾荫权，英属时期就是公务员，香港回归后仍留任，直至当上特首，是否属于二臣？所以我随兴赋诗一首来“叹二臣”：
此官不为皇帝做，只为百姓谋稼稞。
红黑本是同一镬，何惧骂名累世拖！
从政不是为权、不是为名，忠也不是“君为臣纲”，二臣从何说起？所以后文孔子才大赞管仲之仁，管仲算不算“二臣”？孔子离开父母之国，周游列国以寻有“道”之君算不算“二臣”？如果不懂得“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道理，但凭侍二君、食二禄就称某人为“二臣”，正如别有用心地称某人为“保守派”一样，是污名化。他们自己不知不觉被奴化了，反将之当成真理去折磨别人。宋元时期著名的书法家赵孟睿鸵蚬僦猎擦盅砍兄迹馕汗ナ苁廊思ケ帷Ｎ颐窍衷谝芯咳寮宜枷耄欢ㄒ３置羧竦牧匀税愕难酃猓パд嬲娜寮宜枷耄灰匣实劾隙⒓偈ト恕⑽本用堑牡薄Ｎ页Ｏ耄耗切┙吡ψ缰洹岸肌钡娜巳绻畹浇裉欤岵换崽勰兀坎惶郏蛞幌赂凇⒈淮峭嘶蛩诘ノ黄撇幕埃癫皇且源辛耍空媪钊说Ｐ陌。�
『2』“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原宪又问：“好胜、矜夸、怨恨、贪婪之心，都能克伏不起，算得上仁了吗？”孔子说：“可以算是难能可贵了，至于是否合乎仁，我就不知道了。”
克、伐、怨、欲都是意识心的几种妄念，是以自我为中心而形成的。佛家归纳为“贪、嗔、痴、慢、疑”五种。原宪的好胜、矜夸、怨恨、贪婪之心都能不起了，其心性修养之高当世已少有人及，而孔子却说这只能算难能可贵，仁还不知道。可见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修养，而是超越意识心，突破二元对立、止于清净至善的境界，不可用普通的意识观念去理解。
本篇中心思想就是讨论这四项难能可贵的品德，告诉我们如何在工作、生活中锤炼心性，使努力达成中道的方法。
克：逞匹夫之勇
『3』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孔子说：“士如果留恋家庭的安逸生活，就不配做士了。”
好男儿志在四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受国家培养多年，总不能抱着“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一炕头”的猪栏心态吧。所以孔子是叫我们志存高远，承担起知识分子的责任和历史使命来。
『4』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就做一个言语正直，行为正直的人；国家政治黑暗，行为仍要正直，但言谈就必须谦逊。”
危指端正、正直。孙通“逊”。
联系上章，志存高远不等于盲目蛮干。有理想、有抱负，还要有智慧才行。碰到政治黑暗的时候，不如韬光养晦，凡事不必强出头。当然，孔子也不是主张我们去做缩头乌龟，“危行”指行为依然保持正直，为国为民的事情照样去做。但“言逊”，不逞匹夫之勇，说话小心谨慎。文革期间周恩来的言行就是典型的“危行言逊”的例子。
『5』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孔子说：“有道德的人必定有好的言论，有好的言论的人未必有道德。仁德之人必定勇敢，勇敢的人却未必有仁德。”
言在过去可以指言语，也可以指写的文章、文书。德行好的人，言论一定善良，但言论说得动听的，未必有德行。所以天下无道时，言谈上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并不代表你的德行有亏欠。德、勇不是逞在口头上的，只要我们在行动中切实落实了，便是真正的仁、勇。这几章下来，说理的逻辑非常缜密，一环扣一环，很有味道。
『6』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yì）善射，奡（ào）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jì）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宫适问孔子：“羿善于射箭，奡善于水战，最后都不得好死。禹和稷亲自种植庄稼，却得到了天下。”孔子没有回答，南宫适出去后，孔子说：“这个人真是个君子呀！这个人多么崇尚道德啊！”
南宫适就是孔子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的那个弟子。
羿是传说中夏代有穷国的国君，善于射箭，曾夺夏太康的王位，后被其臣寒浞（zhuó）所杀。奡又作“浇”。传说中寒浞的儿子，曾杀死夏王太康之侄香相，后来为夏相之子夏少康所杀。禹是夏朝的开国之君，善于治水，注重发展农业。稷即后稷，被后人尊为谷神，尧时为稷官，教民种植庄稼。传说他受封于邰（tái），是周朝的祖先，传了十五代，至周武王，伐纣，建立了周王朝。
本章是对“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的举例解说。羿、奡勇武有什么用呢？最后都不得好死，而禹、稷却以仁得天下，暗示勇武好胜不值得称道。
『7』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孔子说：“君子而没有仁德的人是有的吧！却没有小人而有仁德的人啊！”
君子不一定能仁，但是小人就一定不仁。我们未必能具有禹、稷那样的仁德，但起码可以努力做不逞勇好胜的君子，否则就如小人般不值得一提了。
好胜未必能胜
『8』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