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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述“《曾子》·一卷”时说：“是宋时原有《曾子》行世……其第一篇即《孝经》，而削去经名，别为标目，未免自我作古。第二篇即《大学》，考自宋以前有子思作《大学》之传，而无曾子作《大学》之说，归之曾子，已属疑似，又改其篇目，与前篇武断亦同。”表达了编辑者对宋人（朱熹）学术之风的鄙视。当中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宋以前从未有曾子作《大学》之说，而只有子思作《大学》之说，为什么到宋就一下子就全变了呢？
原因就出在朱熹身上。朱熹这个人曾熟读佛教经典，借佛教典籍的感悟而读儒书，颇有心得。可他为了配享孔庙、吃冷猪头，居然反脸刻意排斥佛、道，希望以此重新树立儒家思想的权威和正统地位。大家知道，佛教之所以兴盛是因为历代高僧辈出，传承不断，而儒家思想却常常“断层”，几百年才出一个圣人，在传承方面存在“短板”。人们普遍怀疑儒家思想是不是有“心法”，它还是不是一个完善的思想体系。相比佛教、道教的延绵不断，儒家思想处于下风。于是朱熹便费尽心思地构架出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来，以表明儒家和佛教、道教一样，是有严谨、一贯的继承线路的。那么，曾子凭什么能获得圣统呢？他的“博士论文”何在？连《孝经》都不能确定为曾子所作，岂不难令世人信服吗？所以，朱熹老先生大手一挥，便将《大学》由子思的版权变成曾子的版权了。过去人们著书立说，为的是将自己的心得智慧流传下去，没有版权概念，这就为朱熹上下其手创造了条件。
按理说，仅凭朱熹的阴阴湿湿，不足以堵住天下悠悠众口啊。可这时朱元璋适时地出现了。朱元璋登极之后，因为他的农民出身而颇觉自卑，所以他便捧出这位南宋时期的“圣贤”——朱熹，以光耀朱姓，提升他“本家”的思想品位，使其统治政权合理化。朱元璋“塑造”圣贤的方式极其简单粗暴，他规定：儒生考试一律以朱熹注的“四书”、“五经”为课本。“四书”便以官方的名义，被强行分派到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头上。朱熹的言论成为标准答案，儒生们就算知道吃的是苍蝇，为了功名富贵，也不得不吞进肚里。此后中国“八股”之风大盛，国民渐趋保守、迂腐。朱元璋、朱熹双“朱”联手（强权＋劣质盗版），“朱头朱脑”地阉割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顺便阉割了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能力，为“五四”运动以后中华传统文化遭受重创埋下了祸根。
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大学》、《中庸》的对比、研究、考证，渐渐形成与双“朱”较量的力量，但尚未一扫阴霾、拨云见日。可我相信，《大学》的版权最终会归还给子思的。这里，我们将《论语》的编排与《大学》（《礼记》之原本，非朱熹胡排版本）写作手法进行对比，就可发现二者异常相似。
首先《大学》的叙事逻辑清晰，义理严密，与《论语》各篇风格就非常相似。
其次，《大学》开篇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所谓的“三纲”。其中“明德”是《论语》所述之道（克俊明德即为道体）；“亲民”就是《论语》所述之仁，为道之用（非如朱熹所言亲作新，亲实为“亲仁、爱人”之意）；“止于至善”就是《论语》所述清净之德，为道之相（至善不践迹，乃无相之德，只可通过诗、礼、乐的方式表现出来）。
第三，《大学》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目”。我们参照《卫灵公第十五》篇孔子的修道步骤，就可发现如出一辙。
“格物、致知”是“知及之”，意在明明德，以“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来明其“本”。格物之意就是“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指尽性知命，是止、定、静、安、虑、得的“修身为本”的求证功夫——归根复性以究己本体。本就是明德，即佛家说的开悟得“根本智”。朱熹说《大学》没有解释什么叫格物，实在可气！
“诚意、正心”是“仁能守之”，意在止于至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改变习气，所谓“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二是达到清净本心，即正心，所谓“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修身、齐家”和“治国、平天下”就是“庄以莅之”、“动之以礼”，意在亲民，都讲明德的外用之学。其中修身是明明德，止于至善的结果，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代表格物之本——“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的内涵，起综前述后作用。修身做到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过是水到渠成而已，所以子思才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也恰恰是归根溯源的《尧曰第二十》篇的编辑思路之所在。
可见，《大学》的三纲即是《论语》编辑“道、仁、德”的三条主线，《大学》的八目就是《论语》内圣外王的四步曲。再看“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速，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等内容，皆是《论语》一再重复、强调的重点所在。郭店楚简出土了一篇《忠信之道》，表明力主忠信是子思的重要思想内容，亦可佐证《大学》是子思所作。所以，《论语》除了隐含着强烈的曾子色彩外，同样隐含着强烈的子思色彩：除《大学》的观点和《卫灵公第十五》篇的观点相近外，还有《中庸》与《雍也第六》篇的延承关系；《性自命出》与《先进第十一》、《阳货第十七》篇的内涵融通；《唐虞之道》与《尧曰第二十》等篇的观点相近。
所以，子思很可能共同参与了《论语》的编辑，从而与曾子形成事实上的师生关系。而且，《论语》可能是在曾子死后，由子思最后完稿的！我举其他论据如下：
其一，《隋书·经籍志》引沈约说：“《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而《子思子》文章中所引“子曰”内容多不同于《论语》，对《论语》能起到补充作用。这就说明子思对《论语》的内容是非常熟悉的，甚至可以说了如指掌，否则《论语》那么多语录，子思的文章中怎么能几乎不重复呢？另外说明子思对《论语》是非常看重的，极可能是因为他花费了巨大心血与曾子一同在编辑，是他的得意之作。所以在其他文章中，子思只希望在《论语》的基础上，最大可能地将爷爷的思想保存下来，所以尽量不采用重复的语录。
当然，由子思最后完成《论语》，不等于说它就是子思独立编辑出来的。子思曾在他的其他文章中引用几句别人所不熟知的“子曰”，便遭到过其他弟子的质疑，说他是借爷爷之口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孔丛子·公仪》载：“穆公问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其君之所疑者何？’”可见，《论语》的素材应该是来自大家认可的途径，很可能是公开的征集，而子思当时尚不具备独立编辑《论语》的条件和威望。
其二，《礼记·坊记》为子思所作，篇中直接引用了“《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如果《论语》是由子思独自编辑的，岂不是有帮自己做广告的嫌疑？他何不直接用“子曰”？而如果子思是曾子的学生，他率先引用老师耗费巨大心血编辑而成的《论语》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