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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面上浮动看许多平底渡船和驳船，上面挤满了人，青一色地都是普通老百姓。这表明，我军正在顽强地与敌军激战，绝无一丝一毫要撤退到第聂伯河左岸来的意思。这是振奋人心的。
“绝不后退一步！绝不让敌人渡过第聂伯河来！”我每天都能从战友们的眼神里看到这种坚定的决心。我不止一次地从乌克兰农妇的忧伤的眼神里觉察到他们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如今，这决心，这期望，又在我的脑海里翻腾起来。
从拂晓到黄昏，我们一直都在指定区域上空巡逻。这种新的作战方式，要求我们每一个飞行员不仅必须具备勇敢精神，而且必须头脑机敏。
我们这个飞行团创造了一种新的战术动作，我们称之为“剪刀式”战术。我不认为这是我的“版权”。不过，我敢大胆地断定，这种战术动作，只有在双机编队飞行中才能创造得出来，而对双机编队我是做过不少探讨的，并曾为实现以双机编队为基本战斗队形的目标进行过抗争。如果用图式来描绘的话，那么，这种“剪刀式”战术动作恰似一连串的8字飞行。两架飞机顺着同一条航线飞行，时而分开，时而会合。这样一来，两架飞机不仅能够互相掩护，而且能够观察到的空间也扩大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剪刀式”战术动作，竟成了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
在我们这些歼击机飞行员为保卫第聂伯河上的渡口而与敌梅塞施米特式歼击机作战的时候，我们的伊尔—２型强击机，在米格飞机掩护下，也对策聂伯河彼岸各条大路上的敌军发动了强击。
有一次，我在完成战斗任务落地以后，顺路走到指挥所去，一眼就看见电话兵瓦利亚姑娘的眼睛哭得红肿。这使我感到吃惊不安，因为这位姑娘从来都是畅快乐观的。
“费吉切夫，不知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当我急欲知道瓦利亚姑娘的情绪为什么这样坏的时候，马特维耶夫参谋长替她做了回答。
“他是什么时候起飞的？”
“老早就起飞了。已经过了两个多钟头了。”
“两个多小时了？！”我末加思索地脱口而出，立时觉得失言了，急忙改口说道：“啊，才两个多小时。那，担忧可是有点儿过早了吧。‘伊尔—２’飞得慢腾腾的，活象老牛，磨磨蹭蹭的。不过，飞得虽然慢悠悠的，可是，平稳着呢。”
瓦利亚姑娘请求马特维耶夫参谋长允许她再次向师司令部和友邻机场打电话询问费吉切夫的下落。
“你打电话吧，姑娘，是得找到他的下落呀。”
我在焦急地等待着瓦利亚姑娘与师司令部通话的结果。师司令部那边说，还没有收到关于费吉切夫下落的任何消息。
“你别难过，姑娘。过不了多久，他会自己给你来电话的。”
我想设法安慰瓦利亚，可是，我又能说些什么呢？只好离开地下掩蔽部——我受不了女人眼泪的刺激。
我回到停机坪以后，把费吉切夫下落不明和瓦利亚泪流满面告诉了战友们。
“怎么，瓦利亚哭了？”一个飞行员惊奇地说道， “她现在就为他如此悲痛，似乎早了点吧。”
“那么你说，到什么时候才算是不‘早了点’呢？”
“连最早熟的甜樱桃，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成熟呀，何况爱情呢。”
“在战争环境下，人的感情格外容易冲动。爱情也一样，是会突然降临的。”
“要是依着我的话，那我就制止他们发展这种关系。”
“感情方面的东西，怎么能制止得了呢？”
“那当然能制止得住了！当大队长的就不应该干这种事情。”
“你太偏激了！”
“他说的对！”另一个飞行员支持这种看法，“要是我们都在这里多情善感起来，那我们还有什么工夫去打仗呢？”
“主要是不合时宜嘛。”又—个飞行员表示赞同说，“光是爱呀爱的，要是突然死了一个呢？战争就是战争！我们的环境正如诗人马雅可夫所基说的：不是谈情说爱的所在。”
“那是文学作品！”
“反正是一码事！”
我在内心里是赞成责备费吉切夫的同志所表达的看法的。瓦利亚姑娘刚刚迈上独立生活的道路。年当妙龄的姑娘，是很容易轻信他人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对她们都很有诱惑力。看来，姑娘把费吉切夫对她不遗余力的追求，看成了真心实意的爱，于是，她就爱上了他。
……电话命令：立即出动执行强击任务。飞往切尔诺巴耶夫卡的航线，我们是很熟悉的。我们不止一次地飞到那里去强击敌军。不知为什么，我很希望能在什么地方找见费吉切夫驾驶的那架飞机。
完成任务回到机场已是黄昏时分。在指挥所的电话机旁，我遇见了团长、参谋长和瓦利亚姑娘。从他们的表情上，我看得出，费吉切夫至今尚无消息。我也无法使他们高兴起来。
“明天，我亲自起飞去寻找。”团长说， “一定要找到费吉切夫的下落！”
第二天早晨，团长真的亲自出动了。他需要一个僚机飞行员。
“让我来掩护你可以吗？”我请求说。
我提出的请求使团长感到意外。
“那好吧，试试看。你不惯于当僚机吧？”
我们起飞了。我确实好久没有给谁当过僚机飞行员了。僚机飞行员可不是容易当的。
团长的驾驶技术高超。他忽而向上冲去，忽而一直下降到超低空。我仔细观察着地面，搜寻着那架坠落的伊尔—２型强击机。
我也一直挂念着费吉切夫。我甚至想象着他正在向东跋涉，正在朝着第聂伯河的方向走来。要是我们能找到他的话，那我和团长两人之中就得有—个人冒险落地，把他扶到飞机上来一起回家。
历史上就有过这种冒险救人的事例。那是我在报纸上看到的。我军在哈桑湖地区作战时，歼击机飞行员格里采韦茨，就是这样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鼻子底下救出他的直接首长的。他因此荣获第二枚金星勋章。
为了战友情谊，为了抹净姑娘脸上的泪痕，受着良心的驱使，如果需要的话，那我就毅然决然地在敌后冒险落地去搭救战友。
可是，在第聂伯河彼岸的大地上，我无缘立下这一份大功劳，我们只好返航。现在我一心想着的是如何保护好我们的团长。如果敌人的歼击机敢于向我们发动突然攻击，那找就一定为保护团长战斗到最后一口气。
敌人的高射炮朝着我们开火了，我们巧妙地避开了敌人的炮火。这是我们此次出动遇到的唯一险情。
我们回到机场，心情都极沉重。我们没有找到费吉切夫的任何踪迹。难道他真的牺牲了？我希望这不是事实。
瓦利亚姑娘站在指挥所跟前。她楞了一下，随即张开双臂，象一只快活的小鸟，朝着我们欢呼跳跃着奔跑过来。
“他回来了！他回来了！”她兴奋地呼喊着。
“他受伤了没有？”当兴高采烈的瓦利亚姑娘跑到我们面前时，我问道。
“肯定连一根毫毛也没有伤着他。你看她那高兴劲头儿就知道了！”团长替她回答了。
我们在指挥所里见到了费吉切夫。他精神涣发，整洁挺秀，脸刮得光光溜溜地，连鬓胡子也修理得整整齐齐的。
费吉切夫述说着他的飞机被敌人的高射炮弹击中以后，他是如何勉强飞到第聂伯河这边来的，如何迫降在列什科夫沙地上，如何在草原上长时间地游荡，直到后来才找到了步兵部队。他把飞机留在原地，自己搭乘顺路汽车回到了恰普林卡——我们的机场。
“你为什么不早点报个信来？”团长严厉地问道。
费吉切夫偷偷地往旁边瞟了一眼——他生怕瓦利亚姑娘听见，才小声对团长说：“我不想报信，想折磨折磨瓦利亚。”说完，他竟哈哈大笑起来。
对于他说的这种话，对于他的笑，我反感极了。
“姑娘被你折磨得死去活来，而你却把这当成乐趣，这对吗？”我善意地责备他一句。
后来，话题就转到伊尔—２型强击机上来了。改飞强击机不甚合费吉切夫的心意。
“这种孤零零的飞行，去它的吧！所有的高射炮都对着你一个人揍，这是闹着玩的吗？”
“那防弹钢板呢？”
“防弹钢板顶什么用？高射炮弹照样能穿透它。”
“那就是说，即使驾驶‘伊尔—２’这样的飞机，也得善于作战才行呢？”
“那还用说吗。”接着，他虚心地补上一句道：“我们目前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