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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客观方面，在格瓦拉和苏共之间以及他与党内同志之间，矛盾和龃龉是存在的，但尚未到达不能共戴天日的程度。格瓦拉激烈批评过苏共的对外政策，包括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方针以及在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时表现的民族利己主义，但这些反苏言论中反映的仍然是作为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的通常持有的立场，苏联人对此是见怪不怪的，只要对方在苏美对抗的大局中仍然是自己手中的一张牌，对待某些“牢骚怪话”，倒也未必十分较真。而格瓦拉正是一个反美立场最鲜明的人，而且他毕竟也多次赞扬过苏联的援助，而且是他和米高扬共同签署了一九六○年的苏古贸易协定，这个协定正是古巴在政治上全面投向苏联的开始。在莫斯科看来，格瓦拉从来就不是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冒险主义者，或者最多算是左倾机会主义者，这点是可以从他的政治观点上找到依据的。比如说切一直主张“动员群众建设共产主义的手段必须正确选择，它的性质基本上是精神方面的”，反对物质刺激，因为他认为，“人不能再作为商品而存在”，只有人在劳动中“不再是迫于物质的需要而把自己当商品出售时，”才是真正的获得了解放。在罗莎·卢森堡以后，便没有人再强调过这种共产主义实践中目的和手段的一致性。敏锐的格瓦拉发现了目的变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遥远，而许多手段正表现着与目的相悖反的性质。关于人的解放，他还有更近乎异端的观点，在《古巴的社会主义和人》一文中，他提出了塑造二十一世纪“新人”的目标，而他的“新人”实质上是以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个人主义为前提的，与社会主义倡导的集体主义针锋相对，他说：“我们决不能培养那种对官方思想百依百顺的被雇佣者，也不能制造实际上靠国家吃饭，而表面享受所谓‘自由’的‘奖学金’领受者类型的人。”他甚至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专政对文化所造成的扼杀性后果。俄国人的习惯是，对距离越远的人越能容忍，不要说格瓦拉在整个世界棋局中还是对自己十分有用的一颗棋子，就算是非拔除不可的眼中钉（像托洛茨基），他们可使用的还有包括利斧在内的多种手段，怎么会想出个成就异已分子历史英雄地位的馊点子呢？
关于在古巴党内，格瓦拉与正统的共产党及菲德尔主义者都存在着分歧和矛盾，有时，他甚至于公开顶撞卡斯特罗。随着古巴对苏联依附性的日益增强，苏联人自然也把自己的好恶强加给古巴。但是，阿根廷人格瓦拉和他的古巴同志的战斗情谊毕竟是在艰苦患难中形成，而他们之间的摩擦却并未达到足以完全摧毁这种情谊的程度。格瓦拉给卡斯特罗的告别信中写道：“世界上另外一些山地在号召我献出微薄的力量，由于你担负着古巴领导的重任，我可以做你不能去做的工作，我们分别的时刻到了……我走向新的战场，将带去你给我灌输的信念……哪里有帝国主义，就到那里去战斗……”很难从这些话里找出切是被放逐出境的痕迹，而切又不是一个喜欢弄虚作假玩弄政客伎俩的人。在他走后，卡斯特罗为了澄清外界的疑惑，曾经说过：“切到哪里去了，这跟谁都不相关，……我们没有责任向任何人说明，什么时候会听到他的消息呢？……会听到的……不管他在什么地方，不管他作什么，我们可以绝对肯定地说，他将永远为革命奋斗到底。”紧接着，在哈瓦那的墙头就出现了大幅的格瓦拉的画像（这时格瓦拉还奔波在潜入玻利维亚的途中）。一般来说，共产党人不会这样来对待被放逐的反对派，很显然，格瓦拉在古巴的历史功绩和英雄地位是一直得到承认的。当然，对于在政治理念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分歧，切的感受是深刻的，自己继续留在古巴，矛盾发展的前景难以估计，也许今后连客卿的礼遇都将享受不到，他不会害怕危险，但无所事事的悠闲是他无法容忍的痛苦，与其那样，他宁愿选择战斗和死亡。
两年多以后，格瓦拉和他的最后十七名游击队员在玻利维亚的尤罗峡谷中全军覆没。他未经审判就被政府军枪杀，而向政府军告密并为之引路的正是格瓦拉不惮艰险要去解放的玻利维亚农民。这真是理想主义者悲剧画卷中色调最阴暗的一笔。格瓦拉死了，喉部、心脏、肺部、腿部共中九枪，可以想见尸体那一片狼藉的惨象，玻利维亚军人把他草草埋葬在荒凉的山野里，不留任何标记，以避免引起其他麻烦。死讯公布，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震动，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历史上无与伦比，真可谓备极哀荣：西欧、北美的学生、工人高举他的画像游行示威、和警察对抗；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政治家和天主教会人士（包括大主教等）对他颂扬备至，并为他祈祷；著名的文学艺术界人士对他的崇敬和赞颂更是构成一道前无古人的风景。其中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存在主义大师保罗·萨特，著名诗人尼·纪廉、勒·德佩斯特、红歌星佛朗索瓦·德盖尔……或献词、或献诗、或献乐，所有这一切绝对是格瓦拉生前所无法想象的。与全世界的这种追思活动相比较，在古巴举行的盛大隆重的守灵仪式反而显得一般化了，最冷淡的则是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的仅在报上发一则短讯。在他矢志要推翻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阶层的人民，把他当成了圣徒般的人物，而在他昔日的一些同志的眼中，他只是个军事冒险家——理想主义者真是摆脱不了唐·吉诃德的阴影，悲惨的命运始终被滑稽的外衣包裹着。
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理想主义相对高涨的时代，人们对格瓦拉的崇敬大多是基于他以身殉理想的高尚行为，用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话来说：切“体现了真正的浪漫主义；体现了壮烈的牺牲，这当然唤起各个阶级的同情。”而萨特则干脆说：“切是我们时代十全十美的人物。”这样说，无非是因为切自始至终沿着唐·吉诃德的路，用那杆锈钝的长矛不停顿地向不公正的社会秩序挑战，最后倒毙在血泊中，是一个真正的、纯粹的、无可挑剔的（或者说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八十年代以来，理想主义思潮日渐式微，格瓦拉的名字自然也慢慢被淡忘。直至九十年代末期，理想主义才又有了些许重新振作的迹象，小剧场里的演出只怕也是西风东渐的一点余绪。然而，舞台上的激情与生活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这也就难怪得在今日的青年观众中，理想主义悲剧的题材竟招致了许多嘲讽和诘责。剧场里坐的大多是负担得起高昂票价的有闲阶层，是他们而不是底层群众在聆听理想主义极富煽情效果的演说，这景象本身就显得滑稽，剧场外，叫卖印着格瓦拉头象的文化衫或其他宣传品的小贩们锱铢必较的神情更令那些已然血脉贲张的年青人突然感到一种时空倒置的晕眩与恶心。有人觉得受了愚弄，希望编导不要“以穷人的名义”“在文化市场里贬卖社会公正与良知”，甚至说“要街这边的穷兄弟去进攻街那边的富人，除了把所有穷人的头脑集中于一个头脑的统率之下，穷人还能得到什么？”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发展形成的隔膜是如何之大啊！格瓦拉就是活着，也没有办法回答上面一类的问题。因为，他要追求自由与公正，除了“以穷人的名义”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名义？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就等于承认富人掠夺穷人是天然合理的，那还用得着骑着罗稷南特、提着旧梭标满世界转悠吗？
据传格瓦拉临死前，说了一句遗言：“我是切·格瓦拉，我失败了。�